同治帝道：穆图善之步队，即行裁撤，其之马队，暂驻泾州，清剿余匪。乌鲁木齐都统景廉，坚守安西、敦煌，屡败阿古柏、白彦虎、妥明逆匪，功高卓著；著景廉为钦差大臣，金顺为帮办大臣，厉兵秣马，择日进击新疆。户部左侍郎袁保恒，速移肃州，帮办粮饷；左宗棠留督陕甘，佑护后路。

奕訢欲言又止，军机大臣文祥赶紧上言：启禀皇上，当务之急，不在新疆，而在台海。左宗棠奏言，台海诸军，须尽归沈葆桢调遣，方能杜绝避祸就福之邪气，大壮吾军之士气。然奴才以为，沈葆桢虽谙船政，然于行军布阵，则略逊左一筹；左宗棠既定甘陇，士气正炽，何不纳其余勇，速调台海，统筹大局。

同治帝道：左宗棠才高功卓，朕岂能不识。然台湾至肃州，相距六千里之遥，左卿即以六百里加急马上飞递，亦是缓不济急。唐定奎之铭营，原隶淮部李鸿章麾下，沈葆桢若能切实调遣，而铭营亦切实听调，亦乃国家之福也。

速传朕谕，台湾番社居民，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为化外游民，任其惨遭外夷荼毒。现据各社番目吁乞归化，即着沈葆桢、潘霨、唐定奎等，酌度机宜，妥为收抚，联络声势，以固其心，俾不至为彼族所诱。

1874年7月下旬，记名提督唐定奎督率6500淮军抵达台湾。葆桢甚喜，即令唐部驻扎凤山，扼要分屯。

倭目西乡从道闻讯，即令倭兵退守龟山，以避其锋。

倭军少佐桦山资记甚为不解，遂谓西乡从道：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皆曰，台湾可谓亚细亚咽喉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欧洲垂涎于此岛之国不少。若我不得此地而为彼所得，其利害之分，自不待言。且与台湾交战乃为实地锻炼我国兵卒，即此一端，亦应云可。。

西乡从道曰：吾等进军台湾，吾皇陛下并未敕许。吾等是以贼徒之姿直捣生番之巢穴，如果清国责问，吾等即乃浪人胡为。而今恶疾盛行，吾军染病而亡者众；清国大军复又莅临，众寡悬殊，是战是和，应待吾皇敕令。

西乡从道进退两难，内务卿大久保利通迅奏明治：浪人武士业已腐朽，吾国当以英吉利国之军制，组建西式化之军队；西乡从道所组之军，皆乃萨摩藩乡士浪人，袭扰尚可，征战万难。其军宜应暂退，且待吾皇御亲兵成军，方可砥砺再战。

明治谕曰：台湾生番部落，为清国政府所不及之地，是以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之罪，为我国政府之义务，而征战之公理，亦可于此获得主要依据。然台湾痢疾横生，我军战事不利，徒乎奈何。著驻清公使柳原前光速至天津接洽我西乡各军和平退防事宜。

清国如依琉球曾对该国遣使纳贡为由，发挥两属之说，我应遑顾不理，不应与其议论为佳。盖控制琉球之实权在我帝国，阻止琉球遣使纳贡之非礼，可列为征伐台湾以后之依据，目前不可与清政府徒事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