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说空话，”苟二不满的说道，“你和他们工作队打过交道，来，把详细的事情给说说。”

“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就这么到乡下来可真有点犯憷，”王五望着外面黑漆漆的夜晚，担心的说道。说着话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又摸了下自己的手枪套――里面装着临高版的左轮手枪。

刘大柱正在给自己打草鞋，满不在乎的笑了：“有了几个钱的人就是怕死。我们手里有枪，连队员带兵有三十多个人，哪一股不开窍的土匪吃了熊心豹子胆来送死？”

王五有点不好意思。“话说是这么说。”他喃喃道。想反驳一下，但是觉得对方说得有道理，这里距儋州城下的驻军才不过十里路，而且匪伙一般也就几十号人，上百人的就算是大股了。手里有枪有手榴弹又有一座坚固的房子作为掩体，真要有土匪不知死活的来摸营劫寨和找死差不多。

“你就是属于杜首长说得斗争意志不坚定的小有产者”刘大柱熟练的贩卖着他生吞活剥来得杜雯的教诲，“对敌斗争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如果前怕虎后怕狼的怎么能够开展工作呢？”

“是啊，你说得是。”王五没有刘大柱会说，只好讪讪的附和他。

王五和刘大柱都是道禄村人。十三村地区平定之后，这一地区作为“政权下乡”的试点区，许多人都被吸收进了在当地试点的各种团体和培训班。其中一个就是村干培训班，专门培养基层农村干部和下乡工作队员。

杜雯在选择未来的村干的时候偏好贫农，认为他们近似无产阶级，有斗争觉悟。刘大柱这个道禄村最穷的贫农就参加培训班。他的动机很简单――村干培训班有免费的三顿饭吃。这是自家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

刘大柱虽然穷却很机灵，也没什么家业好经营的，很快就在这能够让他吃饱饭的事业上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和时间。他成了一个好学生，拿到了丙种文凭，几乎时时刻刻都泡在村干班里，如饥似渴的阅读大量教育部编印的各种教育小册子，很快就成了一个“觉悟很高”的学员，很受杜雯的赏识。

至于王五这个富农，但是有家有业不打算当什么“村干”。不过澳洲人的剿匪教会了他“枪杆子里保财产”的概念，十三村基干民兵连组建的时候他就报名参加了基干民兵。王五对保卫“新生活”非常热情。他自家劳动力多，就花了很多时间在民兵的组织和训练上，成了个民兵小队长。

“夏季觉醒”需要大量的工作队干部，不仅把所有愿意充当工作队工作的元老抽调一空，还从芳草地和各公社抽调了许多土著干部和学员来充实队伍。王五和刘大柱就是这样的背景下调进了儋州工作队。

刘易晓初步在儋州站稳脚跟，建立起联络员制度之后，就将手下的工作队员们分成若干小队，每个工作队由七八名土著干部和学员组成，再配以一个步兵排作为警卫力量。按照先近后远的原则逐步一个村一个村的向全境扩展，最终达到在儋州全境村落建立起村政权的目的。

两人负责的工作队，来到的离儋州州城十多里外的一个村寨照浦村。

这是一个不大的村寨，有三十多户人家。此地距离州城不远，但是地形颇为崎岖，徒步要走上半天时间，一路上都是荒山野岭，周边环境非常的荒芜。

村里的人家就在山下耕种土地维生，也开辟了一些梯田，因为缺少水源，种田完全靠天吃饭。百姓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当然，这在本时空的农村是一种常态，并无什么奇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