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是因为他没有彻底放开自由经济，依然保留了针对面包、乳制品、红酒、煤炭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制政策，继而威胁到他们的生意兴隆；

市民：是因为他已不打算继续执行全面最高限价的政策，准备一步步放开物价，甚至还默许了30多个黑市的合法存在；

拿日薪的手艺人，是因为他提出了限制最高工资，导致以前的小康生活直接变成仅能维持温饱；

野心家们，是因为他阻塞了他们的道路；

嫉妒者，是因为他控制着一切；

爱好和平的人，是因为他不同他们结盟。

……

不知不觉之间，罗伯斯庇尔几乎得罪了全巴黎，甚至是全法兰西的所有人。到现在，即便不是他们三巨头的责任，也被联手之中的激进派和宽容派，将各种脏水泼到“不可腐蚀者”的身上。

这种状态自然也被圣鞠斯特看到眼里，急在心里。在选择是先打蠢蠢欲动的新丹东派，或是咄咄逼人的激进派的问题上，他和勒巴二人，与罗伯斯庇尔产生了激烈争执。

任何保存有一丝理智的政客，都不可能对左右两派同时宣战，那样的结果只会是自取灭亡。

圣鞠斯特和勒巴的意见非常明确，是联合或是稳定住激进派，首先对他们认为威胁最大的新宽容派动手，等到胜利之后再转掉枪口，最终威逼激进派就范；

罗伯斯庇尔的看法，却是恰恰相反。他坚持认为新宽容派一个个都是胆小鬼，被自己恐吓之后已不敢公然冒头。

反倒是以瓦迪埃、阿马尔、比约-瓦伦、科洛-德布瓦为首的激进派，变本加厉的制造谣言，将“弑君红衣事件”，“拒绝赦免修女事件”和“上帝之母案”的各种脏水泼到自己身上。

因为带着这样的负面情绪，罗伯斯庇尔参加了获月下旬（旧历7月中旬），巴雷尔与圣鞠斯特联合主持的两委员会和解会，也最终不欢而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