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间还有一名科学家亨利·尼古拉斯·里德利发明了连续割胶法,提高了橡胶树的可利用周期,为东南亚的橡胶业超越南美奠定了基础。
1905年,巴拿马的橡胶种植园中,出现了一种名为‘南美叶疫病’的橡胶树病害,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叶疫病在中美洲地区大肆传播,并且于1930年传到了巴西。”
冼耀文轻笑一声,提醒道:“注意时间跨度,1910年南美叶疫病正在美洲传播,但在那一年的上海,那些股民应该没有一个知道这个信息。
南美叶疫病的传播,让东南亚的橡胶业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如果在1905年到东南亚投资橡胶园,1910年第一次割胶正好赶上好行市。”
冼耀文从茶盘里拿了两个新茶盏,放在桌面上,“一个代表东南亚橡胶业,一个代表南美橡胶业。”
说着,他用食指在代表南美的茶盏边沿一弹,茶盏应声崩飞一块,“本世纪初,汽车工业快速发展,带来了橡胶需求的快速增长。
就说美国,1900年,内燃机汽车制造量不过一千有余,到了1905年,制造量飞升到2.4万辆,三年之后的1908年,福特发明了流水线制造工艺,进一步降低了汽车的生产成本,也加快了汽车的生产速度,由此刺激了汽车的需求,当年汽车制造量5.6万辆,次年1909年,12万辆。”
冼耀文从茶盘里拿了茶勺放在之前两个茶盏边上,“汽车轮胎是橡胶的需求大户,汽车的需求量直接关系到橡胶的价格,这个就代表汽车需求。
我刚才说1905年到东南亚投资橡胶园是个好生意,这一点有不少欧洲的商人发现了,当年东南亚新增橡胶种植面积大约23万亩,之后的五年,每年的新增面积超过42万亩。
由于汽车的需求一直在猛增,而刚种下的橡胶需要五年时间才能割胶,1905—1910年之间,橡胶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也导致橡胶的价格从20便士/磅,猛涨到149便士/磅;
当时橡胶生产成本为18便士/磅,即每磅的利润是131便士,五年7倍的利润,这种投资已经算是非常暴利。”
说着,冼耀文又拿起边上的茶巾,扔到地上,用脚踩了几下,变得脏兮兮才放到桌面上,“这个代表上海西商众业公所,由英国佬和美国佬创办和控制的证交所,兰格志的股票就是在这里上市。”
看着乌漆墨黑的茶巾,齐玮文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乔治·麦克贝恩,英国佬,兰格志的老板,在上海大家都叫他麦边,他还有一个不太被人关心的身份,犹太人,在伦敦金融市场有一号的人物。简单来说,麦边是通过炒股和炒期货发的家,根本不懂如何经营实业。
实际上也是如此,兰格志1903年年底在上海设立兰格志拓植公司,主要经营橡胶种植园,并开采石油、煤炭,采伐木材等。说是这么说,这家公司当时是不是真在经营不好说,我的看法这是一家空壳公司,嗯,你可以理解为假公司。
1910年2月,兰格志的股票挂牌上市,发行价100两,刚上市就一飞冲天,到3月28日,涨到1600多两,一个月时间翻了16倍,钱捡起来不要太容易,陈逸卿心动了,他一个电话打给施典章。”
冼耀文做出打电话的动作,“典章兄,兰格志的股票俏啊,我们要不瞒着盛宣怀那个小瘪三,把川汉铁路的350万两投进去,我不贪心,翻一倍就退出来,我们二一添作五。
自打八国联军进来,除了满清和义和团,谁不知道洋人是好人,信誉没的说,投资洋人的股票一定能赚钱,施典章自然是满口答应。”
齐玮文忍俊不禁。
冼耀文摆了摆手,“算了,不说他们两个,我说回股票。到了4月,兰格志的股价再创新高,前面买到股票的人捂着不放,只见股价在涨,市场上却是买不到股票,没赶上的人急了,跑去伦敦交易所买橡皮股票。
外国资本见上海这么热闹,他们那叫一个急,跑去东南亚圈一块地,橡胶树苗还没种下去呢,迫不及待地将橡胶园资产注入上海的新公司,就这样的公司,股票照样有人买。
再说麦边,从四月开始,他就往外抛售股票,六月之前,他已经把股票清空,钱落袋为安。
玮文,光我说没意思,我们互动一下,你说说麦边为什么会把股票清空。”
齐玮文脱口而出道:“麦边知道股价要跌。”
“理由。”
“橡胶什么时候可以割胶?”齐玮文反问。
冼耀文打了个响指,“聪明,重点被你抓住了。东南亚的割胶期一般是11月到来年2月,而南美的割胶期是4月到9月,虽然被南美叶疫病肆虐,但南美当时的橡胶产量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且,对于橡胶批发商来说,他们的采购工作可不是到了割胶期才开始,他们往往会提早几个月就定下第一批的采购量,或者购买期货。
也就是说,1910年刚开年,第二批消息灵通的聪明人已经知道橡胶的价格要跌了,割胶加上运输的时间,还有人为制造的信息传播时间差,今年橡胶行情不好的消息正好在5月底6月初这个时间节点传开。
芝加哥的资本先知道,然后是纽约,接着伦敦,至于上海……”
冼耀文嘿嘿一笑,“要的就是你们这帮有辫子的野蛮人接盘,6月,西商众业公所先后有30多支橡胶股票挂牌上市,吞了1300多万两白银,股票卖空了,美国那边市场对橡胶需求锐减的消息也传到了,真金白银买的股票成了废纸,橡胶公司不用卖橡胶,就赚得盆满钵溢,一堆被人收割的韭菜在那里干瞪眼。”
呷一口茶,冼耀文接着说道:“再跟你说说犹太人和金融的关系,犹太人的英文是Jew,这个单词同时还有放高利贷者的意思,说白了,上千年前,犹太人能够在欧洲待下去,就靠了一手放高利贷的本事。
当时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只有犹太人才能从事高利贷生意,其他人是不允许的。犹太人一代又一代放高利贷,把钱滚钱的生意做得如火纯青,后来,出现了金融的概念,出现了股票、期货,对犹太人来说,炒作这两种东西就像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本能。
当年,犹太人在上海做了一个局,那帮开钱庄的以为自己很懂金融,一个个都跳进坑里,那帮什么都不懂的股民,以为买股票就是买字花,觉得洋人是善财童子来给他们送钱,一个个乐呵呵地都跳进去。
那帮最早被犹太人套进去的洋鬼子醒过味来,一个个也挂牌上市自己的股票,从股民身上找补,股民还是义无反顾往坑里跳,韭菜被割第二茬。
如果把我放在那个时候,同时又掌握关于橡胶和汽车产量的信息,我有把握能从橡皮股票风潮里捞到千万两的好处,这就是情报对商业的重要性,一个信息差能创造海量收益,无数个信息差组合起来,能立于不败之地。
玮文啊,开粉档、赌档、字花档一年下来能赚多少钱,分到你手里又能有多少,也就是在香港,换个其他地方,你没被其他社团砍死,也会死在警察手里。
像橡皮股票这种大机会,每过几年就能遇到一次,就说上海,十年以后的1920年,又迎来了一次机会,关于这次机会,蒋总裁的体会应该很深,当年建丰同志的十五元学费交不出来,还要靠黄金荣才把欠债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