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随着出口市场重新开放，新光标准立即与其他四家上海制造企业——中国线厂、天隆布厂、环球手帕和康福袜厂合作，在香港成立建力公司，作为其产品在东南亚市场的总经销商。

建力公司的负责人是潘棠华，客家人，自30年代以来一直积极在东南亚推销中国产品。海外扩张的努力非常成功，不久之后，从上海发往东南亚的出境船只就装满了成箱的司麦脱衬衣，并在泰国和新加坡设立了分公司。

国内业务也开始扩张，1946年10月，傅良骏和王莺来到香港，考察开办工厂的可能性，在中环格洛斯特酒店受到了本地商人的欢迎。

1945年至1948年间，新光标准在香港、广州、汉口、南京、长沙和台北设立了分公司。1947年初，当时的四大银行为新光标准收购上海的三家竞争对手衬衣厂和一家织布厂提供融资，使新光标准的生产能力提高了80%。

到1948年，新光标准已成为远东最大的衬衣制造商，其上海工厂拥有2500名工人，操作着20000个纱锭、1500台织机和1000台缝纫机，日产量达1万件衬衣，占上海衬衣业的一半以上。

织布厂每月生产5万码布料，染厂每月染色10万码布料。作为新成立的上海衬衣行业协会会长，36岁的傅良骏被公认为“衬衣大王”，公司总资产超过1200万港币。

去年上海解放前夕，随着战争局势变化，新光标准的10名董事会成员对公司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分歧，有说迁往香港，也有提议迁往台湾，但由于新光标准在上海拥有大量资产，董事会最终以9比1的投票决定留在上海。

唯一投反对票的股东毛腾霄设法将12台缝纫机带到台湾，在那里为新光标准开设了一家新厂。

去年五月，新光标准沐浴在新政府的新气象之下，不再生产衬衣，改而生产人民装（第二代中山装），算是自废武功，加上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认购的重担，“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的查账征税，以及工人提出的加薪频率要赶上加班频率的诉求，到了今年四月，《新民晚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是傅良骏撒烂污溜往香港。

大约半个多月前，正好冼耀文在新加坡的节点，傅良骏在香港成立了新光标准（香港）公司，并在九龙马头角道设厂，生产司麦脱和新光标准品牌衬衫。

傅良骏曾送请柬到中华制衣，郑致平代表厂里去参加了剪彩仪式。

出了办公室，冼耀文直奔会客区的沙发座，相隔尚有七八米，他的脸颊已宛如秋菊般灿烂。

“傅老板，傅前辈，你好，你好。”来到傅良骏近前，冼耀文激动地说道。

傅良骏差不多174公分的个头，脸圆圆的，身体有点发福，中年人的油腻对他没未手下留情，一身笔挺的西服和脖子上拴着的领带只向外显露出他是有钱人这一信息，不见多少派头。

听见冼耀文的招呼，他将腆着的肚子往里一收，笨拙地站起身，微笑道：“冼老板，你好，傅某不请自来，还请海涵。”

“傅前辈折煞我了，新光标准是衬衣界的巨无霸，傅前辈是衬衣界的擎天柱，若不是傅前辈撑起了中国衬衣品牌的一面旗帜，好运来在东南亚的市场开拓不会如此顺利。傅前辈，请，请请请，请到我办公室坐。”

不给傅良骏回话的机会，冼耀文已是万分热情地将人往办公室迎。

请坐、泡茶、派雪茄，相对而坐，冼耀文含笑淡声说道：“傅前辈，实在不好意思，没能去参加贵号的开业仪式。”

“冼老板不必如此，郑厂长已经告知冼老板在外出差，是我没福气蓬荜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