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1日之前，原则上香港和内地之间采取自由通行的政策，到了5月1日，港府见从内地过来而不返回的人太多，便规定从内地赴港的大陆人必须事先领取内地签发的“旅行证明书”。

过了半个月，发现这样依然阻止不了人员赴港后滞留，便于5月15日规定，赴港的大陆人必须先向香港移民局申请许可证。

至今年2月15日，经过磋商，内地政府从大局出发，最终作出理智选择：广东改变以往无限制的做法，由公安局向前往香港的内地居民签发通行证；港澳居民返内地，事先托其内地亲属在当地公安部门办理证件，持证入境，以确保边境管理的正规有序。

不看这些规定，仅感知内地的氛围，1951年的内地主要氛围是欢迎各路游子回归祖国支援国家建设，尽管游子当中潜藏着一些心怀叵测之人，欢迎的氛围一点都未减淡。

关口的水客由来已久，过关越不容易，水客的活跃度就越高。

水客既有跑单帮，也有社团组织，苏丽珍找水客代办了三张宝安公安局出具的“回乡证”，昨天晚上已经送到家里，这会她坐在梳妆台前梳妆打扮。

梳妆镜面贴着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上面是一个麻花双辫的姑娘，苏丽珍照着样子梳头，三五分钟过去，两条麻花辫垂在身前，辫尾绑着丝带。

梳好头，她穿上一件大路货棉布内衫，然后站到衣架前，在一件材质、剪裁都很朴素的旗袍和一件列宁装之间踌蹰，最终觉得穿列宁装过头了，还是选了旗袍。

穿好旗袍，进入衣帽间，打开存放手帕的抽屉，从数十条手帕中挑了一条最皱巴的棉手帕，拿着回到卧室梳妆台，整理台面的人民币：

轮船、双马耕地两种图案的壹萬圆面额；耕地机、工厂两种图案的伍仟；耕地机、秋收、三台拖拉机、钱塘江大桥图案的壹仟；农村、正阳门、起重机图案的伍佰；颐和园、长城、钢铁厂图案的贰佰；耕地、火车站、万寿山、永安桥等图案的壹佰；以及伍拾、贰拾、拾圆、伍圆、壹圆。

各面额纸币的图案不少，她一一理好，零零整整点出100万放在手帕上包好，将手帕塞入旗袍的暗兜里，随后点出三沓200万，分别装入三个信封，其中一个信封放入一个上海华成厂造的公文包。

此包是抗战时期我党在国统区工作的高干标配公文包，革命同款，又红又专。

台面上还有一沓红边爱国定额储蓄存单，面额伍拾萬圆整，足有200张，她从中抽出一张，其他的装进信封也放入公文包中。

用了半个小时，苏丽珍收拾妥帖，拎着公文包下楼，坐车前往九龙海关。

在香港这边刷脸轻松通过，过桥时，两个手持警棍的军装警想上前帮着拎包献殷勤，却见苏丽珍一行三人苏丽珍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其他两人一个拎着热水壶，一个拎着网兜，都是轻巧物件，只好作罢，打着哈哈目送三人闲庭信步于快步奔跑的旅客中。

三人顺着人流缓缓来到宝安这边的桥头，苏丽珍一侧头，看见一块写着“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牌子，端详一阵，一转头看见不远处的海关楼上飘扬着五星红旗。

她驻足稍稍感慨，听着广播里传出的“亲爱的归国侨胞、港澳同胞们，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回来参加祖国建设，欢迎你们到各地去旅行、参观、访问……”，沿着行李检查站的指示牌，走向检查站。

在检查站候检大厅等了一会，排队进入一条长长的检查口，来到一个空闲的检查员前，将公文包放上检查台。

检查员见没有行李，既诧异又警惕地问道：“女士，你的行李呢？”

苏丽珍笑着回应，“先生你好，我们着急去上海出差，来不及添置冬天的衣服，干脆什么都不带，等到了羊城再买。”

不带行李不合理，容易被怀疑，带行李又可能被台湾特务利用，偷偷将违禁品塞入行李，或混淆视听制造混乱，或当一个无知的驮夫。

在被怀疑和被利用卷入麻烦之间，苏丽珍选择前者。

当然，如此选择最主要还是因为家里没有合适的衣服可携带，临时置办又来不及。

检查员不置可否，只是让苏丽珍将公文包打开检查，巨额资金和存单并未遇到麻烦，只是到一个房间进行了登记，三人顺利通过检查，没有需要交税的东西，连交税的环节都未走一遭。

离开检查站，前往深圳火车站。

买火车票前，一个水客送来三张广东公安厅出具的回乡证，并带来一句话——上海的回乡证会在火车行驶于江西境内时送达。

有钱能使磨推鬼，苏丽珍临时起意出发，却是一点不耽误行程。

呜呜呜～况且况且况且……

当火车离开宝安，临时调配的保镖“奉化佬”马来功拿着热水壶去打开水，董初宁整理茶具准备泡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