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贸易的利益，很快引动许多豪商巨贾，开始在沿江各地大肆并购土地，组成专门向北方出售粮食的田庄。为了抓住北方连年厮杀的机会，尽快获取土地，以产出粮食，带来巨额利益，无数乡村里，土地兼并的速度被大大加快了。本来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过程，在短短两年里激烈进展，伴随的，则必然是官府与百姓之间、富民与佃农之间的剧烈矛盾，进而诱发出欺诈、掠夺和暴力。

而这只是开始罢了。

因为北方的战乱迅速被大周平定，北方对粮食的需求急速减少，很快代之以茶叶、药材、丝绸等物资。于是许多地方的庄园又纷纷把粮田改为茶园、桑田或者去种植药材。

这个过程中，也同样伴随着权力的博弈，少不了欺诈、掠夺和暴力。

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土地，或者发现自己赖以为生的耕作技能无处发挥，不得不集聚到城市，被纳入到越来繁荣的商业体系里。而留在本地的农人，则不得不面对越来越难得生活。

因为官府和背后有高官贵胄支撑的豪商总能取得一致，压力必然则被转移到了底层的百姓身上。当百姓们承担不了这个压力，就不得不求助于借贷或抵挡。

这两项，又恰恰是大宋朝廷或商人的最大财源之一。哪怕官方的“质库”或“谷贷”，一年的利息都要超过五成。一家普通农户在踏上借贷之路以后，几乎不可避免地迎来借新债还旧债、卖地还债乃至卖身还债。

所有这些事情，就在两年里发生。因为发生的太快，朝中大臣们几乎没人感觉到这个变化。因为大宋本来就商业繁荣，许多事情本来就在不断发生，这两年似乎过于密集了点，也不至于让人提起警惕。

就算提起警惕了，大宋也不会作出任何反应。

因为大宋固然富庶，大宋朝廷却积贫许久。大宋的财政上连年亏空，会子不断贬值，经济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是北方五千万人的巨大市场，给大宋的财政续上了命，大宋不能放弃这条命。而贸易上的巨额利益分润，对于绑在这条线上的，以史相为首的无数官员来说，也同样是命。

那么，一件事有百利而唯独一害。承受那害处的人，有什么理由不能坚持下去？

他们又不是士大夫，只是百姓罢了。

大宋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和百姓治天下。如有必要，苦一苦百姓是理所当然的。这世上的好处本来就不该落在百姓手里；如果百姓都吃得太饱太肥，皇帝吃什么？士大夫怕不得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