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孙向东的问题，我一时惊愕，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毕竟去年安平的财政收入，就是靠高粱红酒厂撑起来的，又或者说就是靠孙向东撑起来的。换厂长这事只是听友福提过一嘴，但是这事成与不成，还早得很，更为关键的是，高粱红酒厂是乡镇企业，并不属于县属企业，人事权并不在县委县政府。

我马上安慰道，向东啊，这事你是听谁说的，不靠谱不靠谱，乡党委政府都不知道。

孙向东一脸认真，说道：“过年的时候，在地毯厂当副厂长的向菊回娘家走亲戚，中午陪向菊家爱人吃饭喝酒，向菊给我说的。说是县里已经找她谈了话，征求她的意见，说是下一步高粱红酒厂马上就要成为县属企业，成为县属企业之后，县里要统筹考虑高粱红酒厂的干部管理问题。”

孙向东这样说，看来并不是空穴来风。孙家仁家里两个女儿，大女儿向菊已经婚配，现在是地毯总公司的副厂长，按照晓阳的说法，这个孙向菊是从一线摸爬滚打起来的企业干部，长期在地毯厂工作，从女工到班长、车间副主任、主任，到现在的副厂长，当然能够成为副厂长，和厂长老杨有着必然的联系，毕竟老杨也是安平出去的干部。而孙家两个女儿，按照过年的习俗，女儿女婿初二是要回娘家的。但孙家仁家里没有儿子，同族的孙向东就被拉去陪酒，这事是在酒桌子上说的。看来，这个孙向菊业务上确实应该是一把好手，但是县里的谈话，着实不应该当作谈资去和孙向东说上这个事。

县里不仅仅是在规划层面实施高粱红酒厂的改革了，这是已经在做实质性的安排了。但是这事怎么没给乡里通气那？又或者县里给吴香梅通了气，但吴香梅没上班，还没来得及和我说。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一般大家是要在过了十五才算过完了年，吴香梅不在，乡大院里也没几个人，一时只有想着先安抚孙向东。

我马上劝慰道：“向东啊，这个事就算要干，也要征求乡里的意见嘛，但是现在县里还没有和乡里通气，这事乡里都没有接到正式的通知，向菊说的可做不到数”。

孙向东道：“朝阳，咱兄弟拿你不当外人，高粱红酒厂改成县属企业也好，集体企业也罢，这秘方是我们孙家祖传的，别说我不愿意把秘方交出来，就算我把秘方交给酒厂，离了我们孙家的人，也造不出来高粱红”。

我看着孙向东，知道这威胁是有分量的，特殊年代的时候，村里面直接没收了酒作坊，结果这造出来的酒，难以下咽。

向东，这样，这件事我马上找县里相关部门核实，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再商量。

又说了些安慰的话，送走了孙向东，马上打电话给了友福。

友福接到电话也是十分意外，作为分管工业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副县长，孙友福并不知道此事。友福想着事情的来龙去脉，就道：“企业干部是县政府在管，自己虽然管着工业和企业，但是并不管干部，估计是红旗县长直接安排的劳动人事局去摸底调查的，朝阳，这事你要马上和香梅商量，到县政府找红旗县长把乡里的担忧和顾虑说出来，让县政府在决策的时候，充分考虑乡里的实际和高粱红酒厂的特殊情况，必要的时候，要给邓书记汇报”。

邓叔叔和张叔去北京协调铁路的事了，今天才出发，我看还是先向红旗县长汇报吧。

友福道：“也好，避免两个领导产生误会，我马上也要去上海对接洗衣粉厂，什么时候回来还说不准，孙家义捐款的事已经对接得差不多了，朝阳，等到钱到了位，你和吴香梅一定要思路清晰，厂房怎么建，建在那，和领导汇报的时候，思路要清晰，态度要诚恳，理由要充分”。

挂了电话，马上和齐江海通了电话，毕竟向县长汇报工作，要提前沟通时间。

江海主任吗？我是李朝阳啊，哎，过年好过年好，江海主任，我和吴香梅要向红旗县长汇报工作，不知道红旗县长下午的时间空不空。

呀，朝阳啊，实在不巧，下午的时候，红旗县长要到纺织厂和地毯总公司调度复工复产，晚上的时候还要和平安籍贯的在外经商的代表吃饭，可能不凑巧。

我们只占用红旗县长十分钟时间。

电话里静默了一会，齐江海道：那这样，从地毯总公司回来之后，红旗县长在招待所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五点十分，你们在招待所小会客室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