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知道哪怕自己再写《狄公案》《海公案》也只是给已经火热的公案小说市场再添一把柴火而已，多半还是无法造成轰动。

看着自己写在草稿纸上的书名，王文龙开始想自己要抄哪本书。

一番思索，他把讲史演义的《隋唐演义》和《说岳全传》给排除。

王文龙思索一阵，先把文言小说《聊斋志异》给划掉了。

明年征播州杨应龙之战结束之后马上就会有人跟上写作，不到两年《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也接着上市。

再看到神魔小说一类，王文龙思索一番，也同样划掉。

这就表明此时讲史演义的市场实在太卷了。

这年代的小说发展阶段还相当早期，小说内容非常粗糙。

如此一想，此时他身处的万历年间也正是写小说的最好年代。

至于公案小说——包公的故事此时人非常喜欢听，从嘉靖年间到现在已经编了几十本《包公案》了，写无可写，甚至有书坊主把本朝的判案卷宗整理之后直接勘印来凑数。

此时同类型小说至少有几十本，哪怕他多写了一本流到市场上也不会有什么太大反应。

要那么简单就能考秀才，相当于秀才学历的监生也不至于值二百两多银子了。

到了此时的万历后期，嘉靖朝的文学松绑后又发展了几十年，明代早期的小说禁令才已经基本上被废除。

如果他现在去从军多半就是被分配到沿海或者朝鲜去打倭寇，或是到贵州去打杨应龙，无论选哪一条路，几万大军之中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这样一来《三国》、《水浒》这些小说一个也逃不掉。

至于从军……王文龙想想都只能苦笑。

到了永乐年间，禁令还加强了，“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