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士表和卢文辉过去也都能些许猜到这些个大地主的想法，但是没有人像王文龙一样一五一十的把数字给他们算清楚，此时一看，台中一带的地主想要制约农民开垦的想法简直再明显不过。

从台湾的开发历史来看，本地地主大户约束手下小民的行为几乎贯穿了开台史的全部。

清代文人记载台湾本地的一大习俗便是：“晚稻丰稔，资赡内地，所以户鲜盖藏。”台湾的粮食产量很高，但是大量粮食都被地主卖回内地，普通人家根本没有储粮的习惯。

同样是农民，不过是从福建来到台湾，突然连储粮的习惯都没有了，这显然不是一地风俗的问题，而是源于两地管理方式的不同。

王文龙前世的台湾在荷兰统治时代以及后来的明郑、满清时代全都采取“平衡共治”模式，朝廷和地方大户共享权利，地方大户能够控制的百姓越多，所拥有的权力就越大。

所以台湾当地百姓的生产剩余往往被地主以各种严格的方式收去，进而地主们还会控制本地百姓的思想和人身自由。

一直到王文龙前世，台湾当地还有许多“角头”，虽然同样是百姓，但是角头们却在政治宗教上有相当影响力，能够取得超脱其他百姓的权利。这可以说是台湾大户控制百姓习俗的残存。

在这种控制模式下，地方大户往往排斥生产技术的革新。

为啥台湾工业化前必须搞三七五减租？因为对于大地主来说，他们愿意通过多收租子，盘剥更多穷苦百姓的方式获利，也不愿意田地产量增加。田地产量一旦增加，百姓兜里有了余钱，就不会再听任他们的摆布。

卢文辉细细思索，下定决心，叫来一个信徒道：“传我的命令，将鸟粪石与咱们三一教的关系宣传出去，谁阻拦鸟粪石在台中的推广，谁就是与咱们三一教作对！”

“让武堂在全台湾组织一千信徒，五日之内到鹿港总堂来烧香！”

“遵法旨！”那徒弟站直身子大声回答。

打发走本堂的徒弟，卢文辉又开始组织武器，直接调来铜炮和战船。

要推广鸟粪石，已经不只是宣传的事了，很可能要和台中的地主们开刀见血。

王文龙原本也不想动平衡共治的治理体系，毕竟这是原时空台湾被开发的过程之一。

但现在这些人正在阻拦他的鸟粪石推广，就是动到王文龙的绝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