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读完秦汉这一章,万历皇帝对此书的评价并不算高。
直到第二章讲唐代考试制度的建立,王文龙叙述李唐王朝之所以使用科举制,乃是为了培养一个士大夫阶级去对抗魏晋以来的门阀。
万历皇帝才感觉有些意思。
看到第三章宋代的制度详述,万历皇帝终于明白王文龙想要讲什么:
汉唐宋三朝的制度变化,并不是开国君主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所以设计了什么样的制度?
而是历朝历代的君王为了处理当时面临的问题,所以不断的往制度之上打补丁。
这些制度不是为了匡正国家,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斗争。
统治者将斗争的结果制定成制度,可说是在斗争中取胜的关键!
“制定制度的权力也是皇权的一部分。”万历皇帝越看越觉得眼前发亮。
亲政几十年,万历皇帝觉得自己和文官集团什么样的斗争手段都使过了,但却还真没怎么使过制度制定之权。
因为这权力早就被文官集团夺去了。
一句“祖宗成法”,保护的可不是皇帝,反而是限制了皇帝发动改革、重建制度的权力。
万历皇帝越看越觉得有启发。
他从中午一直读到下午,将书稿读完一遍之后,又从头阅读。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的骨架出自王文龙前世的近代史学。
近代人文社科学科的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先进的史学思想配合的是一系列社会学政治学理念。
王文龙想写的只是一本制度书籍,放在此时,眼中却能看出许多其他收获。
就比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分析每一个朝代都从行政、经济、军事、人才选拔、司法监察五个方面进行。
这其实是近代政府职权划分的常见方法,但看在万历眼里却是震聋发馈。
他发现用这五个角度去分析一朝的政治,远比他过去习惯的用三省六部或是九卿制度去分析一个朝代的行政水平,更加清楚。
同时近代的人文社科学分析框架大量引入了理科的逻辑思维,理性程度远比此时的政论文章要高。
就比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中分析每个朝代的治理水平,总是就上述的五个方面分开讨论。
评判标准也很明确,比较每个朝代之间军事是否足够强大,经济是否足够发达。
这种理性思维在后世人看来理所应当。
但是在此时的史学评论中却是少有的。
明代的史学还是传统的路子,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对于统治者的评判往往是道德标准。
比如哪一朝皇帝是否贤明,是否广开言路,生活是否奢侈,是否关心百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