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作为历史学家，他实在是太明白制度史研究的开创有多么大的意义。

过去王文龙所写的诸多杂书也有涉及历史的。

但要不然是军事史，要不然是经济史。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他所写的第一本不谈其他方面的历史专著。

而此书直接将历史研究的视角转向社会结构和国家治理的深层机制，研究的内容虽然不算深，但研究手段却直接把历史研究推向了和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相结合。

以焦竑的眼光，一下就能看出这对以后史学研究的发展有多么广阔。

王文龙在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的是政治、司法、军事、选拔，而从这些方向，每一个往深了去，都足有可钻研的地方。

政治制度史、司法制度史、军事制度史，写都写不过来！

以前王文龙给焦竑介绍过考据史学，即用大量真实的历史材料去还原一个时期的历史状况。

焦竑对这一家的史学思想虽然尊敬，但却不太感冒，因为这种寻章摘句的研究和此时大多数史学家喜欢从大观念去总结大视角的研究方向，并不吻合。

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所走的制度史研究路子却一下打中了焦竑感兴趣的点。

这不就是最好的大方向历史吗？

此时凡是研究历史的，无不有大量的阅读基础做底子。

在大明，家中藏书没有三百卷，不要说可以读懂历史。

你连古人对于某个时段的历史材料都看不全，何谈从历史资料之中查漏补缺，考据征引？

对于史料的丰富了解，也是此时历史学家最引以自傲的功底所在，史学研究很有炫技的成分。

而以制度史为代表的综合研究，正是需要广泛的知识作为基础。

比如想要研究法律制度史。

那定然就要看大量的法学材料，不光要了解大明的司法律令，还得上诉到历朝历代的司法演变。

甚至还得了解历朝历代司法监察系统的官员关系，国家如何指导司法……

这旁征博引的数量，比起焦竑现在所写的史学专著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