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成长的家庭里，你听不到“我爱你”这句话，这很大程度解释了为什么我很难说出同样的话，或完全理解这三个词的含义。

这三个该死的单词，我拼命的和它们斗争。

至于神经质，我认为这并不适合于我。

是的，我很迷信，有点古怪，经历过痛苦和磨难。

但神经质？不，我不这么认为，我不是伍迪-艾伦。

不过我非常容易兴奋，我尽量隐藏这一点，冷着面孔，让人看不出来。

实际当我站上球场时，我就像走上斗兽场的孟加拉虎，一种猎杀的本能迅速被激发。

早在高中时我就感觉我可能有些特别，因为我可以在比赛开始之前就预测到比赛的发展趋势。

在球场上我能读懂球员的眼神和身体动作，知道球员们想做什么，会朝着哪个方向前进，喜欢往哪儿走，不喜欢往哪儿去。

我能预见到一切，这让我能够轻易盖帽和抢断。

在进入NBA后我很快意识到有些人能和我一样，比如比尔-拉塞尔、威尔特-张伯伦和奥斯卡-罗伯特森。

有次我被拉塞尔盖帽的尴尬场面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因为任何人，包括我的孩子，都可以在油管上看到这一幕。

正是这种预见性和直觉的结合，在经营湖人队时给了我巨大的帮助。

在情况变得明朗之前，我就能预见球队的需求。知道某个球员这一年状态可以，但下个赛季不太可能延续相同的表现。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们谁是缺少的拼图。预料到外界的批评和否定，但能坚持自己的信念。

我唯一无法预见的人就是阿甘，或者说我当时有预感，但我无力做出改变。

我孤独的窝在洞穴中思考这些问题，直到尼克尔森把我从洞穴中拉了出来。

他和我说了一个疯狂的计划：让我去波特兰做总经理，三年后把阿甘带回洛杉矶。

自从他出演《飞越疯人院》大获成功后，我就认为他多多少少真的疯了，更疯狂的是我竟然觉得这个计划还不错，虽然我嘴上并不承认。

其中一个原因在于，1989年湖人在西部决赛击败了开拓者，如果我们再输，我是不可能考虑去波特兰的。

尼克尔森安排了我、唐建国还有阿甘在贝莱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这是我第一次私下和阿甘会面。

关于他的报道很多，但我从来都不看，我认为那会干扰我对他的判断，所以我只看他在球场上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