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为了重建经济秩序,对商业采取了低税政策,明朝建国前对商人征收官店钱,税率是十五税一,建国后变成二十取一,不久又变成了三十税一,对于一些民间生活用品,生活资料,文化用品以及婚丧嫁娶物品都予以免税。而到了明朝中期,虽然商业已经很是发达,资本萌芽已经出现,可是商税却少得可怜,再加上一些商人投机倒把,假账假税,收到的钱 就连那些收税官员的跑腿费都不到。
《明史中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何逊在1510年担任了十年的沙市税课使司,一旦完成任务就会减少对抽税。而另一位更加的过分,杨时乔,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除工部主事。隆庆元年冬,上时政要务,言:“几之当慎者三,以日勤朝讲为修德之几,亲裁章奏为出令之几,听言能断为图事之几。弊之最重者九:曰治体怠弛,曰法令数易,曰赏罚无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滥,曰庄田扰民,曰习俗侈靡,曰士气卑弱,曰议论虚浮。势之偏重者三:宦寺难制也,宗禄难继也,边备难振也。”疏入,帝褒纳,中外传诵焉。
不得不说杨时乔还是很有文化的,眼界在当时应该也很高才是,可是1560年,杨时乔榷税杭州,令商人自署所入,输之有司,无所预。大概的意思也就是大家交税自己随心所欲,想交多少交多少,那一年老杨收了七两的税银,可见当时朝廷上下对于商税极为的不重视。
上下都一个样,自然这商税也就收的很可怜。等到大明帝国建立,因为战乱,百废待兴,自然而然的商税也就没有收过,就算是一些有觉悟的商人,也都是象征性的交上一点商税,例如在座的几位国公就是,家里都有自己的产业,可是人家有着大无畏的精神,本着一切为了国家的情怀,虽然国家没有收取商税,但是他们依然交税,不得不说几位国公是能臣,也是贤臣,现在可好,既然要重新收取商税,这怎么可以,最最主要的是,在座的其他几位也都有自己的产业,而且还都不小,他们也是属于那种从不交税的那种,如果收税,首当其冲,自己就是要交税的人,这当然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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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宋话音一落,立刻就得到了投降派的反对,还是那几句,君王不能与民争利,历朝历代只要是增加商税,都没有一个好下场的,基本上都是亡国的存在。
朱熹洛早就知道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是说道:“收取商税之事,以后再议,爱卿在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大家又陷入了思考,投降派鉴于朱熹洛站在自己这一方也是很高兴。
过了没多久,一位女声传来,声音犹如夜莺,宛转而又好听,自然这是朱熹蓉的声音,朱熹蓉年约五十,不过因为注意保养的原因,看起来也就四十多岁的样子,朱熹蓉一生未嫁,朱熹洛也曾经为朱熹蓉安排了几次相亲,都是各个领域比较有名有能力的人,有武将,也有文臣,甚至还有商贾,不过都被朱熹蓉拒绝,最后朱熹洛也是无可奈何,只能任由朱熹蓉单身至此,成为大明帝国地位最高的剩女。
朱熹蓉说道:“圣上,我觉得开源不一定依靠关税来增加税收,前段时间我出访倭国,倭国以前是我们的藩属国,也是战败国,可是现在短短几十年,他们国家焕然一新,工商业很是发达,出现了大批的制造业和重工业,”。
朱熹蓉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李玉堂打断,李玉堂是读了一辈子书的人,虽然朱熹蓉是保皇派,李玉堂倒也没有畏畏缩缩,武将死战,文臣死谏,忠臣就要有什么说什么,恩,老李就是这样想的,估计这也就是这些读书人所说的风骨吧。
李玉堂说道:“朱大人,此言差矣,《山海经有云,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此后还有大量我中原百姓迁徙于此,倭国本属我中原属国,太祖高皇帝曾把倭国列为不征之国,倭国也奉我中原为主,多次派遣使臣为我朝进贡,而且大战之后,却沦为一些西方国家的子孙国,为了迎合帝国主义,更是为他们送去自己的子民充当他们的奴隶,试想这种名族,毫无骨气,毫无风骨,更加毫无底线的国家,怎么可能会发展如此,怎么会比我大明帝国强盛,朱大人何必涨他人士气,灭自己威风”。
李玉堂不愧是饱读诗书之人,引经据典,说的是头头是道,只不过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和这个名族的好坏有关系嘛,不过李玉堂读书也没有把自己读傻,朱熹蓉是保皇派,自然朱熹洛的面子还是要照顾到的,于是拱手接着说了一句:“朱大人,老朽这也是就事论事,不针对任何人,希望朱大人不要见怪”。
“李大人所言极是,妹妹哪能见怪”朱熹蓉说道,虽然很生气,不过心中的不满,倒也没有表现在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