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乐和废除了包括两税在内的高丽所有税制。

此时最大的两税，被乐和改成，每年只交一次——从得到土地开始（包括官府分的，也包括自己开荒的），第一年只交其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乘以一成均产粮食，第二年交其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乘以两成均产粮食，从第三年开始，每年都交其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乘以三成均产粮食。

与此同时，乐和在箕地南方实施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十九种税，并且对这十九种税制做了详细的注解。

乐和所制定的税制，也可以说是江鸿飞君臣所制定的税制，对流转额征税、对所得额征税、对资源征税、对财产征税、对行为征税，极为灵活，又极为巧妙，就以印花税为例，征税范围极为广泛，人们还自觉上交。

更别提，江鸿飞君臣弄出来的这套税制，在大幅度削减农民和穷苦人的负担的同时，税收还比以前多出了一倍，而这还只是目前发展之初阶段收到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收上来的一定会更多。

而税收的主要主体（商人富户），也不觉得难以接受，并且也都在积极维护这套税制。

为什么？

因为江鸿飞不同于以往的统治者，他大力鼓励通商，并解除了几千年以来加在商人身上的沉重枷锁。

此前，商人的地位是非常低的。

社会普遍存在四个阶层，即士、农、工、商。

士大夫、官员、举人、读书人等士人的地位最高，其次是农民和地主，然后是手工业者、工匠，最后才是商人。

商人备受歧视。

歧视到什么程度？

秦始皇“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意思是“崇尚农业，黜除工商，百姓由此富足”，然后又“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对豪富进行监视看管。

到了秦二世，更是荒唐：他将九类政治地位最低的人谪戍岭南，其中四类人与商人紧密相关，即：本人是商人、曾经是商人、祖父母是商人，父母是商人。也就是说，一旦曾经做过商人，三代子孙一律流放。

汉代之后到宋代之前，统治者对待商人的态度和套路，大多是同一路数，总是逃不出几个词汇：抑制、打击、抹黑、羞辱。其手法五花八门，有的实在是匪夷所思。如晋代，法律这样规定，做买卖的人，额头要裹上白毛巾，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白毛巾上，脚上穿的鞋子，必须得一脚穿白鞋，另一脚穿黑鞋。前秦苻坚则下令商人不得穿金银锦绣，违者砍头。北魏法律规定商人永世不得做官。隋唐时代，也规定商人或商人的儿子不得参加科考。

（汉朝曾有过“捐官”一说，实际却是“买官”。但能买官的人，大多都是士族和那些耕读人家，没有商人的事。）

宋朝稍微好些，商人受歧视的程度比之前低不少，不过也不是说全无歧视。

总之，此前商人备受歧视，也没有任何保障，一旦国家缺钱，就开始用各种理由抄一波家。

而在江鸿飞建立的大元帝国这里，不仅出台了不少鼓励通商的政策，还将对商人的歧视全都废除了——只要商人缴纳政府规定的赋税，他们就享有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

大元帝国对商业的大力支持，直接导致箕地南方变得空前的繁华。

这也使得箕地南方的人，生活迅速变得好了起来。

而妙清控制的高丽王朝的北方地区，可以说是一贫如洗，民众大多吃不饱、穿不暖，说其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都不为过，以至于其民甚至甘愿冒九死一生之险逃去箕地南方。

妙清等人为防止其治下之民逃走，设置了种种酷刑、种种连坐。

可是一点用都没有。

过了最初的热血和民族大义的洗脑过后，箕地北方起义不断，哪怕妙清不停的血腥镇压。

长此以往下去，都不用大元军攻打，其国也必亡。

总之，高丽北方，如今已经彻底被大元帝国给拖垮了，经济萧条，民众怨声载道。

这就是江鸿飞君臣要的效果。

恰在这时，大元帝国消灭了日本，从日本调来了数十万大军。

孙安和史文恭终于等来了兵强马壮，他们立即率军向着高丽西京挺进。

赵匡见大元军压境，势不可挡，便杀了妙清及柳旵父子，率众归顺大元帝国。

但赵匡提出，他想为大元帝国治理箕地北方。

这种事，李俊怎么可能同意？

赵匡旋即在西京再举反旗，推崔永为元帅，自己为副元帅。

鉴于西京地势险要，城池坚固，之前没能顺利攻克，所以，李俊、孙安和史文恭分兵三路偷袭西京，一举平定，赵匡自焚，崔永等被俘虏后斩首。

饱受妙清等人压榨的箕地北方的奴婢和平民，对大元军夹道欢迎。

乐和亲自前来主持公审、免债、分田、分粮……

接下来，大元军继续向北推进。

李俊亲帅大元军，与拓俊京大战了三次，三战三捷。

拓俊京见形势不可违，只能率众投降。

最终，只有五万多高丽军北上去投了金国，其它箕地和高丽人，纷纷开城投降。

高丽王朝也彻底成为历史，箕地的社会秩序慢慢稳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