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瓦格纳的故事要从他的梦开始，在他儿时，他时常会梦见一群同他一样的长相，一样的身子，一样的言语的一群小人们，他们生活在瓦格纳的世界里，但是他们生活在方寸之间。细微之处，他们有着自己的王国。只是方寸之间，肉眼难测。能够浸泡在这样幻想般的梦境里是他最大的欢乐。
转眼，他已经五十岁了，他成了一个没有家庭，没有朋友的穷人，他的胡子多得让他低不下头去，他唯一的同伴是一架电子显微镜。他生命中的一切就是在早上八点钟摁下那象征着启动的按钮，晚上九点将那个按钮熄灭。这期间啊，他的耳朵就一头扎进了机械的嗡嗡声中，他的笔也没有停歇的意思，一直都在画一幅幅千篇一律的图像。方寸之间，本无物，瓦格纳的想法是我所听过的最离奇的童年幻想了。可是，在他年过半百后发生的一件事让瓦格纳明白了，他曾经使用他的青春走了一条背离他童年指示的路。
留着邋遢胡须的探险家莱曼，曾在一本备受国际关注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文章，大致是对自己从南极带回的企鹅样本的研究，而吸引瓦格纳注意的是一张企鹅肺叶的X光片，在企鹅的肺里有绿豆大小的黏块，它拥有一颗明亮的眼睛和一根细长的毛发。在静止的图片里，瓦格纳似乎已经感受到了它像游鱼一样摆动着自己的尾巴。
起初，瓦格纳怀疑这是一只青肉虫，随着洋流漂到了南极，被企鹅吸入肺中。可当他与莱曼取得联系后，他完整地看清企鹅肺里那段录像，他没有做梦，那可不是青肉虫，是来自方寸之间的生物，一个从古至今都未被普通摄影仪记录过的生物，那是一种变异的肺炎支原体，变异到了青虫的大小。这个摄影仪中的支原体与他那台高精度显微镜下的支原体没有任何的差别。就这样，这个世界上最小的细胞生物被一种神秘的力量以天文数字的大小放大了。看见这个奇观后，五十岁的瓦格纳望向天空，他的身体仿佛感知到了在遥远的南极藏有某种人类的科学从未觉察到的力量，让他的那个孤独又落寞的生命重新拾起了一种迸发的激情。
五年以后，瓦格纳在他浩如烟海的论文里追寻着的各种论证假设与论证，预言了在南极地区存在着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将极少量的纳米物质变得肉眼可见。在他撕心裂肺的请求下，国家终于也批准了他可以远赴南极进行实地的考察。而在各个媒体的报道下瓦格纳的预言逐渐地变成了那个年代青年人的信仰。几个月后，瓦格纳带领了十人的科考团站在舰船之上瞭望着那片洁白，神圣的土地，他们不惧怕那刺骨的寒风，伫立在那最冰冷的尘世之中。他们愿意为了那个神圣的答案付出青春生命的花朵。凝望着无垠的雪山，瓦格纳总会摘下他脑袋上的帽子，用舌头将他那干燥的嘴唇舔个水湿，向着南极的圣土大喊“For science！”这仿佛是在祭祀一位象征着南极的精灵。紧接着，所有人都会同他一样，摘下他们脑袋上的帽子，大喊“For science”，这句“For Science”回荡在南极的一座座冰雪山麓之间，让南极知道了，它的老朋友就快要抵达它的怀抱了。
南极的上帝或许也爱青年才俊，他用另一种方式将两个年仅二十岁的才俊扣留在了那片圣洁的土地里。
瓦格纳的一无所获本就足够挑战政府的底线了，再加上他那在南极恶劣的天气中牺牲的盟友。（他们在一场暴风雨中没有听从考察队的指令，一味地探险，最终杳无音讯。）这个项目最终会遭受政府的反对和人类的谴责。瓦格纳凝望着那片白色的荒原，雪厚得足以吞没一个人。他知道，那个给他信仰的东西是一团虚幻的梦。
返回科考站，瓦格纳在他的学生查尔斯的面前，对着北方的大地长跪不起。他的长跪祭奠的是守护着南极的圣灵，他的长跪祭奠的是一种伟大力量的继承。他说：“我本是空壳，这个信念充实了我的肉体，而我的战友将尸骨给了这个信念，我便不再指望我的苟活。”
五十年后，七十五岁的查尔斯先生念着同样的话在中国病逝，全世界给了他最沉痛的哀悼。为他哀悼的人本应该有我，但因为科研事务的缠身要我无法为他送行。然而，在三个星期后，我已不再会有缠身的科研事务了，随之一起消失的是我向查尔斯先生表示哀悼的资格。
查尔斯先生是个伟岸的科学家，我却满身都是要命的愚蠢。我起初对于实验室的工作满怀一腔的热忱，之后我才明白，我要做的一切仅仅就是花两百多个小时守在计算机旁，观测波形，观测数据，误差分析，方程拟合。我恨透了乏味的一切。这时我明白了实验室不是神圣的地方，是最恶心的，是最有可能埋葬我的地方。我转而爱上了手机里边亲女人的嘴，边捏女人胸和屁股，边伪装勤奋与高尚，边挑拨粉丝战争的职业。
我的助手选修过数据库与软件开发，于是我利用他的计算机能力，他利用我的物理分析能力，推理出一系列符合假设的实验数据，这样就节省了大量的实验时间。于是，从我的二十岁到五十岁，我们的实验室以极高的效率证明了大量的理论。于是在理论研究的圈子里，有大量专家愿意让我们来验证他们的发现，很多物理学家凭借着我的论文报告斩获了国际的物理学大奖。于是，我也享受到了我梦寐以求的生活。
在我五十岁那年，我猛地明白了一些事情，那些荣华富贵，使我萌生了极度厌烦的情绪，我的生活也因此坠入了焦虑的深渊中。十几年前，我和妻子经常因为琐事斗嘴，甚至在大街上互扇耳光，有时数月不说一句话。最终在我四十岁那年，她再也无法忍受我的脾气，提出了离婚。我的儿子烟酒成瘾，在学校夜不归宿，打架斗殴，仗着我花不完的金钱惹是生非。最终，他在初中的时候被学校劝退，现在无所事事，成了网吧，酒吧的常客。因他的缘故我也要三番五次地去公安局求情。在我五十岁那年，他因在街上强暴提出分手的女友，判了故意伤人罪，锒铛入狱。
查尔斯逝世后不久，英国的一个实验室读了我总结成果的论文，又重新对我的项目做了实验，测量出了和我伪造的结果大相径庭的数据，推翻了那个经我的实验证明后是“真命题”的理论。我知道接下来的社会舆论会杀死我的。
那个我三十年前的助手接到消息后，对我进行了一番假惺惺地安慰，在傍晚时分只身登上了逃往韩国的飞机。他走了，实验室的天也塌了，我的助手们作鸟兽散。往昔繁忙的实验室变得空灵和虚幻。我没有逃跑，我将身子倚在桌面上，凝望着那天黄昏里格外艳丽的晚霞。
早晨，我脱去上衣，凝视着镜中的自己，邋遢，肥胖，苍老，堕落，我那丑陋的身躯让我寒毛倒竖，我恨透了我自己。人性磨平了我最初的信念，宛若岁月摧残了我过往的皮囊。我已然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了。有了这种想法可能让日后被惩罚的我有种释然之感罢。
我的上级比我年轻些，他没有训斥我这个给他丢尽脸面的老家伙，也没有革我的职，而是给我放了足足一个月的假，在这一个月内他只要我做一件事，去一趟水城，见一个叫宋学津的人。他在与我的谈话中提到了查尔斯的离世，要我懊悔自己对查尔斯的丧事无动于衷。他说宋学津先生是查尔斯的学生，也是自己的朋友，他要我去水城听听宋学津的故事，再回来工作。
起初我对宋学津这个人不以为然，仅在新闻报道里听过几次他的姓名，由于我忙于编造浩瀚无边的实验数据，我仅知道他是个比我年幼十来岁的科学家。
怀揣着疑惑与不屑，我在翌日就乘高铁去了水城。
我摸索到了那位叫宋学津的学者家中，并且敲开了他家的门。他三十多岁，个子很瘦小，头发有一丝银光，像个平凡的市民。他刚刚看到我，就明白我的来意，跟我谈论我的领导。我们又互相说了些让我感到有些不适的客套话，我看见了他五岁的儿子和七岁的女儿跟在他的身后，他蹲下身子擦去儿子嘴角上的米饭，招呼他们冲我问好，之后送他们回到卧室里。这让我想起了我在狱中的儿子，我傲慢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
他招呼我坐下，他问起了我的科研成果，于是我又用了连篇的谎话骗取了他崇敬的目光。可我对这些不感兴趣，迫不及待地想要听他说说他搞科研的故事。我们坐在沙发上开始了彻夜长谈，起初我还有一丝倦意，哈欠是一个接一个地打着。七个小时以后，在他结束讲述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感觉我的灵魂被震出我的肉体了，我感到一种磅礴的力量把我的感官从肉体上抽离出去。
我听见了宋学津先生一遍又一遍地叫着我名字。“先生，我该叫孩子们起床了。您应该不会介意留在我这里吃个早饭吧！”他压低声音的目的是要我从呆滞的状态回过神来。而这时坐在他对面的我只能猛烈地抖动我的嘴唇。之后，他就没有理睬我了，他从沙发上起身走进了厨房里，我的双眼依然凝视着他曾坐过的沙发，我难以置信，他在短暂的七个小时时间内用一个故事将我彻头彻尾地改变了。遇见宋学津先生让我猝不及防地获得了十多年来我要追寻的安逸与喜乐。即使现在，在那个夜晚所发生的一切都让我历历在目，难以忘怀，那七个小时里的分分秒秒都是上苍给予我无私的馈赠。
今天，我坐在沙发的面前，凝视着窗外朝着水城的那个方向，仿佛我和宋学津的谈话还定格着，被当作永恒滞留在我的梦里，于是下定决心，提起笔来，记下宋学津先生与他生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