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奏疏是陆贽入仕后有史可查的第一篇政论，主要阐明了五个观点：

第一，打败敌人，在于用之得人；而驭人的要害，又在于权柄在手。如果将领没有选对，兵众虽广不足为恃；如果失掉权柄，将领虽强也难以驾驭。将领不能指挥部众，国家无法操控将领，不仅白白耗费钱财、无法平定叛乱，而且存有引火自焚的风险！

第二，如今在两河、淮西起兵造反的统帅，不过四五个元凶而已，他们中间恐怕也难免有人是受到欺蒙不得已而为，更何况其余部众，都是受到胁迫才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错误道路。假若知道另有他途可以保全性命，谁还愿意继续为恶！

第三，民为邦之本，财是民之心。劳民伤财则百姓受损，百姓受损则邦本难安。如果朝廷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总在旁枝末叶上做文章，那么看似能挽救一时的政策，将来定会演变成灾祸肇启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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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太宗当年设置府兵八百余所，关中地区就有五百余所，占了总数一半以上，举天下府兵都赶不上关中精锐，居重驭轻的意图非常明显。而今，关中兵员相继东出作战，朝廷守备力量空虚，关辅地区征发民力过于苛毒，宫苑之内又防御不周，一旦贼臣借机生事作乱，外敌乘虚进犯边境，势必引来滔天之祸！

第五，叛乱之初，朝臣们大多认为只要出兵征讨，自会不战而平，士兵出境最多不过一个季度，预计动用的兵力很少，所需经费也不多，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谁知兵连祸结，变故难测，战火燃起始终无法平息，大出当初预料。

往日作乱一方的几员边将，如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朝廷认为只要除去他们就会天下太平；往日获得信任的节帅，如朱滔、李希烈，朝廷认为只要重用两人就可消除祸乱。谁想到李正己死了，李纳继任；李宝臣死了，李惟岳继任；平定了梁崇义，李希烈反了；诛杀了李惟岳，朱滔又心存贰心。

当初的四名罪魁祸首，已经亡故三人，直至现在叛乱未曾衰减。当初信任的两人，如今已全部叛变，谁又敢保证今后会不会又有他人作乱！

可见国家的安危在于权势，治事的成败在于用人！倘若局势安稳，即便是异域外族也可同心；如果形势危急，纵使同舟共济也能成为仇敌！

建议从河朔抽回李晟统领的神策军，让各节度使的子弟到长安驻守。明令泾州、陇州、邠州等地加强戒备，保境安民；再罢免京城以及周边郊县的税间架、除陌钱，则人心不摇，邦本自固！

这封奏疏指出了当前的施政缺失，又结合实际提出了可行性很强的意见，可惜德宗并未采纳！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面对同样一个抉择，在结果未知的情况下让同样的人去选择，即便让他重复一千次，也还是只会有一个相同的结果。为什么呢？本性使然！性格真的会决定命运！

八月份，噩耗传来！

李希烈在沪涧大败河南战场总指挥李勉，以及前来支援的神策军将领刘德信，把哥舒曜死死围困于襄城（河南襄城县），破城指日可待。

一旦襄城失守，东都洛阳岌岌可危，整个河南战场也将面临崩盘危险。但若再从关中抽调军队前往支援，却已是难如登天。

前文讲过，为了应对两个战场需要，朝廷把关中地区能抽调的兵力基本抽空了，甚至连寓居京城内的众位将领家中子弟都征调到了前线，哪里再抽的出人来。

兵部那帮人扒拉来扒拉去，也就屯驻于泾州的安西军还能动。原因是一则泾原属边防藩镇，河北、河南兴兵以来，出于稳边考虑，朝廷还没有从这里抽调过一兵一卒；二则现在大唐与吐藩结下友好盟约，正处于关系缓和阶段，边疆暂无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