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第三次，则是几百年后的张居正变法，可以说这次应该是三次变法中水平最高，效果最明显的一次，但因为自称‘吾非相，乃摄也！’的太岳先生，与万历皇帝的个人恩怨，没有逃脱人亡政息的可悲局面。但其变法至少为神经错乱的明朝续命一个甲子，这是公认的。且在他家人遭受虐待的时候，就连昔日的政敌也站出来为他说话。

而且仅过了四十年，到天启时便恢复名誉。崇祯皇帝还曾感叹道：‘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最终为张居正彻底平反。识者感慨其‘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在江陵，张居正故宅有题诗云：‘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所以他没有败，当然也没有胜……

三次最有名的变法，连带那些诸如范仲淹变法、戊戌变法等影响稍差的变革，这一系列的变法都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变法失败居多，变法之人全部倒霉。

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仿佛有种强大的魔力，在诅咒着那些忧国忧民的大智慧者，让他们的结局无比凄惨。

在决意变法之前，秦雷便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还是在反复权衡之后，义无反顾的打开了这个神秘的盒子，不管从中飞出来的是仙女还是魔鬼，他都认了！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们民族的美德之一。如果他秦雨田是个平头百姓，三餐还难以为继呢，就想着治国平天下，那纯属脑子被驴踢了。可他现在身为一国执政，威望冠绝全国，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如果还想着‘独善其身，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就成’，虚食重禄,素餐尸位的话，那可真成了大秦的罪人，历史的罪人了！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对的，在其位，谋其政更没有一点错。

当然秦雷也不是仅凭着满腔的热血，准备当一个夸父一样的神经错乱者。他也有自己的法宝——那就一位位先驱者的经验和教训……

他知道商鞅的变法虽然方向正确，虽然得到了广大平民的用户，却严重侵犯了贵族的利益，这才导致了惨遭横死。

他知道王安石过于急功近利，过于避重就轻了。明明财政危机是由官府冗员过多引起，他却不敢动这个毒瘤，只是一味的想通过开源来解决。根本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能成功才叫有鬼。而且他的政策本身就有很大问题，许多法子看似合理，但实际执行时却千差万别，乱象丛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经过足够的实际调查，仅凭着想象拍脑门决定的。

他还知道张居正对百官过于苛责，后期又刚愎自用，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而且他为人孤直，这才树敌太多；却又不群不党，这才招致了身后横祸，连带着好好的变法也跟着完蛋了。

他接受了这些前人的教训，将其反复刻在心间，时刻提醒自己不要重蹈覆辙。当然也虚心的学习几位的成功之处，踏着巨人的肩膀，总能看得更远，这是真理！

虽然满怀着诚惶诚恐，但秦雷和他的新法始终是上路了，这一去千山万水、这一去荆棘密布，这一去，再也没有回头的路……

出发啦！不想问那路在哪。

不怕运命，给什么关卡；

当马车隆隆，梦开始阵痛。

它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

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

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晴空！

我一定会成功！

天佑二年六月，全国范围内的清查土地开始了。秦雷共出动十九万人次，在全国九省中同时进行，用时八个月，将全国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次年二月，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二百七十万万三千九百三十三顷。再比照一下清查前的数字，整整增加了一百三十三万顷，多了足足一倍有余！

当年的赋税便大大增加，扣除所收的四百万两丁税，又按照新标准大幅减税，但数额仍然达到了两千九百万两白银，若是加上丁税，便足足是前一年的一倍。

可见历年来，有多少国帑被损公肥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