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梁大掌柜自然还是代表大家提出，朝廷一旦交战获胜，掌握了青唐城及周围的区域之后，必须承诺许可在座各位商家的相关权益。

童贯在这里听得很是仔细，因为这得关系到他回京之后对皇帝的汇报。

好在商人眼光永远是的利益之后，无非就是对于一些朝廷管禁的商品经营权的豁免、对于边境商税的优惠或免除，还有的便是胡衍所提出的对于战场战利品的收购权。

其实在童贯的认知里面，无论是管禁商品的经营权、还是商税的优惠，其实在边境地区，原本就是可以执行与中原完全不同的标准，更不要说，这次的交换条件，是拿着眼下根本就还没有到手的青唐地区的利益来谈，这又有什么是不可以做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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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稍微长久一点的未来，这就不是童贯所要考虑的事情了。

当然了，商人的思维也简单，他们同样不会轻易相信官府里的信用与长久承诺，商业操作中原本就有一个折旧或分摊的概念，只需要能够基本保证三到五年的收益，所有的商业利润的赚取以及未来风险的评估，都可以在这三到五年中分摊掉。所以，再之后的事情，即使有了变化也不可惜，如果还能持续，那便是意外地多赚了。

在座在这群人的热烈讨论中，竟然没有人能够意识到：

这种由商人参与扩张战争的前期策划，并由商人通过自己的能力甚至是资金、财货的支持，推动军队实现扩张战争的胜利，然后由这些商人从战争胜利中分享胜利后的收益、并获得战后的商机与权益分配。这种事情，原本需要等到好几个世纪之后的资本主义时代才会发生。

例如在十九世纪的两次鸦片战争，便是大批的英国商人，在正常商品交易中无法抵御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经销，转而企图利用鸦片翻盘，却又被林则徐等人查禁。之后，恼羞成怒的他们便通过各种手段去怂恿英国军队对中国开战，进而在两次战后的和约协议中，得到打开中国的国门、控制中国的关锐、进而可以肆意瓜分到中国广阔市场的收益。

所以，历史上的帝国主义扩张战争，一度被视为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商人为了谋求更大的市场、更大的利益，而驱动了他们的国家政权里的那些代理人的战争。

元符元年七月，陕西六路走马承受童贯秘密回京密报。

之后，赵煦多次召集章惇入宫，或许是想迷惑吐蕃人，开始了一系列西北将官的调整：

原先一直对于吐蕃人磨刀霍霍的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孙路，拜为兵部尚书，并以龙图阁学士知成都府。而在原有的历史时空中，他却是因为与王赡在进攻青唐的具体战术上屡有分歧，才被改任了此职，然后又因后续战事不顺，被削职知兴国军。但在这里，却显然因提前就任，避开了他自己的一场灾事。

原先同样是对于吐蕃人颇不友好的熙河路兵马副都钤辖王赡却被徙至鄜延路任同职；

令时知庆州的胡宗回任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再调环庆路兵马都监赵驷至熙河路任同职。

这胡宗回是个没啥主见的文官，最早为编修敕令官，后来曾做到过京东陕西转运使、吏部郎中。绍圣初年时，以直龙图阁知桂州，却因罪降集贤殿修撰、转了多地后到了庆州。所以，把这么一个人派到了熙河路，换掉了一直主战的孙路，好像在象征着朝廷并不是太想在这最西之地惹事生非的意思。

而同样换掉了主战派王赡的赵驷，虽说是在对西夏的数战之中颇有威名，但是他在西北的资历毕竟还低，比不得那些个杀气更重的武将。

表面上看起来，朝廷在努力降低对于吐蕃人的敌意。

而只有在沧州的秦刚看得明白：童贯的密奏显然起了效果。

其实要想征服青唐，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将领，能有一个坐镇中军的王厚，再加一个冲杀沙场的赵驷，就足够那帮吐蕃兵吃够苦头了。

而接下来，就要看童监军会在哪一天出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