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快?”崇祯惊喜不已,站了起来。
他接到陈应元的奏章时,只因为里面有一句“愿以缉查罚没之资献与朝廷”,就毫不犹豫地写下了一道中旨,而将惠世扬等人弹劾陈应元及其手下水营将领的奏章留中不发。没办法,朝廷非常缺银子,不管是西北用兵还是辽东战事,都是填不满的无底洞,多少银子砸进去都不够用,现在有个巡抚不向朝廷哭穷要求拨银子,反倒主动提出上缴银子,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在拟中旨要求陈应元上缴银子数目的时候,崇祯曾经犹豫过,不知道该写多少合适。以他当皇帝五六年来的经验,地方官不提要求就不错了,主动上缴银子的从无先例,所以他也不知道该写个什么数字——写多了怕山东那边承受不起,写少了又于事无补——斟酌再三,最终定为五万两。
虽然这个数字对于朝廷的开支需求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但意义重大,是大明在矿税和商税指望不上的情况下,于农业赋税之外开辟的一条新路,如果能够发展起来,或许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财政的压力。
崇祯心情大好,案几上的奏章也不去管了,对王承恩说:“伴伴辛苦一趟,去过问一下此事,沿途各道城门都不许设卡,务必要让车队畅通无阻。另外,陈思昌这次应该也有奏章一并送来,尽快把奏章带进宫让朕看。”
“奴婢遵命。”
一个时辰后,陈应元的奏章被摆在了崇祯的案头。崇祯迫不及待打开看了起来,他想知道,这条新财路能否长久持续,有没有机会扩大,值不值得投入更多的精力关注。
作为天启年间的进士,陈应元的文字功底自然深厚,奏章言简意赅,篇幅不长,却把崇祯想了解的事情阐述得一清二楚,并且重点提及了推动此事的功臣陈雨。
读完奏章之后,崇祯沉思半响,然后对伺立一旁的王承恩说:“伴伴,陈思昌说,此事如果得到朕的支持,每年的进账还可以水涨船高,而且比之矿税、商税阻力要小得多。你说,朕该不该支持他?”
王承恩从信王时期就侍奉这位主子,对他的性格特点很清楚,这番话并不是要自己替他决定,而是通过谈话来厘清思路,于是谨慎地回答:“皇爷圣明,该怎么做自然成竹在胸,无需奴婢多嘴。不过既然皇爷问起,奴婢也就斗胆说说自己的看法。”
崇祯摆摆手:“伴伴但说无妨,说错了也不会责怪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