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当然不会默默无闻地做幕后英雄。他命人撰写了一份花团锦簇的文章，详细讲述了文登营因为遭受不公平待遇，愤而出兵，千里奔袭江户，迫使幕府将军签订城下之盟，重新向大明称臣纳贡的过程，并在结尾阐述了“功劳并不都是我的，全靠陛下励精图治，大明国力蒸蒸日上，才会让小日本纳头就拜”的“精辟见解”。然后派人随同日本使节一同送往京城。
可想而知，在内忧外患中快要愁白了头的崇祯，忽然接到一份这么爆炸性的国书，心中震撼可想而知。桀骜不驯，困扰了大明几代皇帝的倭人，居然俯首称臣了？好突然哦！
等他再看到陈雨拍马屁的奏折，顿时感动的沧然泪下。这样能干的臣子，却不居功自傲，还能体会自己治国的艰辛和成果，简直是官员的楷模，大臣的典范啊！
激动不已的崇祯当即在朝会上接见了日本使节，并向百官通报了日本天皇的国书和陈雨的奏折内容。如他所料，这个消息同样震撼了所有大臣，上了年纪的官员回忆起当年倭寇肆虐的情形，不少人老泪纵横，一百多年了，倭人在大明杀人放火，罪行累累，朝廷却没有太多办法，现在居然能看到倭人毕恭毕敬重新称臣纳贡的一天，真是太不容易了。
在这样的氛围下，崇祯提议论功行赏，给刚刚封文成伯、加左都督的陈雨再次封赏，没有一个人出言反对。毕竟这种为国争光的功劳，没人敢贬低。
唐世济再次挺身而出，提出了建议。
“陛下，为表彰陈雨的不世之功，臣提议给陈雨加太子少保，挂山东前锋将军印，节制山东境内所有兵马。”
这个建议与之前的封赏相比，除了增加一个太子少保的头衔和挂了一个荣誉性质的将军名号之外，看似实权方面区别不大，但有心人就能看出来，上次封赏是加左都督，“节制山东卫所兵马”，改了几个字，就让陈雨的兵权发生了质的改变。
节制山东卫所兵马听着热闹，其实没有什么实权，卫所糜烂成什么样了，天下皆知，整个山东的卫所全部加一块，这艘烂船也凑不出三斤钉。如果不是陈雨锐意改革，让威海卫为首的等卫所重新焕发活力，这个封赏只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名头而已，论含金量还不如“代天子巡视朝鲜”的朝鲜总督。
但是“节制山东所有兵马”就不一样了，少了两个字，就把营兵也囊括了进来。也就是说，陈雨可以顶着太子少保、文成伯、山东前锋将军的光环，管辖山东境内大大小小七八个总兵，而且是从山东巡抚和登莱巡抚手中划走了最为重要的兵权。只要崇祯答应，陈雨立刻摇身一变，成了山东权柄最重的第一人。
杨嗣昌立刻表示了反对：“此举不妥。若由陈雨节制山东所有兵马，那么置朱大典和陈应元于何地？巡抚没了兵权，与布政使有何区别？朝廷将军政大权交于一个武人之手，难道不怕步安史之乱的后尘吗？”
唐世济已经和杨嗣昌走上了对立的道路，自然没有回头的道理，对于这个圣眷和年纪比自己都有优势的兵部尚书，他没有任何理由放过任何一个打击对方的机会。只有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交锋降低皇帝对杨嗣昌的信任，才能减少其入阁的可能，间接增加自己入阁的希望。
他昂首反驳：“本兵此言差矣。文成伯乃大明开疆拓土之功臣，岂能用安史之辈来相比。若无他的苦心经营，朝鲜怎么能成为牵制鞑子南下的利器？若无他的锐意进取，倭人怎么可能在百年之后，重新向吾皇俯首称臣？只要有他在，大明重回万国来朝的盛况，指日可待，如此英雄人物，又何必在意与两位巡抚的职权分工？”
这番话听得崇祯连连点头。从兄长手中接过烂摊子之后，“中兴大明”已经成了他的终身目标，也是困扰他的终极难题，其临终前“吾弟当为尧舜”的期待和评语更是成了他不能负担之重。在国库空虚、北有满清、西有流寇的窘迫形势下，他空有抱负，殚精竭虑，却举步维艰、处处碰壁。这时候陈雨横空出世，先是出兵朝鲜，占得一块飞地后，牢牢掌控朝鲜，并接过了以往皮岛牵制鞑子的重任，而且做得更好，甚至活捉了一个贝勒送入京城；然后又出人意料地奔袭江户，逼迫倭人订立城下之盟，重为大明之藩属。这样的能臣，应该充分放权才是，而不是处处束缚手脚。
“唐爱卿言之有理。”崇祯满面红光地说，“既然陈雨是练兵打仗的奇才，就该发挥长处，依朕看，节制山东全部兵马并无不妥。不过杨爱卿的担忧也有一定道理。那就这样吧：山东境内兵马由陈雨节制，朱、陈两位巡抚，平日就无需管练兵的俗务，但是到了战时，可以通过陈雨调动各自管辖范围内三府的兵力，陈雨不得推诿。”
这样的设置，实质上还是把整个山东的军事力量交给了陈雨，只是在战时赋予了两个巡抚调兵的权力，不过增加了陈雨这层环节，能否如臂使指，就很难说了。但终究还是保留了巡抚名义上的兵权。
唐世济生怕杨嗣昌再说出什么来动摇崇祯的意志，连忙大声喊道：“陛下圣明！”
百官察言观色，看得出崇祯心情很好，纷纷附和：“陛下圣明！”
杨嗣昌脸色沉了下来，这样一来，这件事就板上钉钉，改不了了。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武人当道，文官式微，难道又要回到土木堡之前勋贵占据朝堂半壁江山的黑暗时代？
崇祯笑呵呵地说：“陈雨立下这样的大功，不能派个钦差传道旨意敷衍了事。传朕旨意，召陈雨入京，接受百官瞻仰，并受上述封赏。”
陈雨解决了与郑家的纷争之后，返回了铁山卫。与此同时，根据《江户和约》的条款，在幕府的授意下，由天皇背书并署名，一份重新请求向大明皇帝纳贡并册封日本国王的国书从京都启程送往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