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戈什哈带着人走进屋内，庆桂这才注意到那位声称是他“故人”的家伙走路一瘸一拐的，外罩一件棉衣，头上带着獾皮帽子，脸上有几道血痕，右手似乎还受了伤，缠着块布。

当他看清了那人的面孔，回忆了一下，不禁一怔，脱口道：“是你？！”

对面那人面带微笑，却不说话，却冲庆桂使了个眼色。庆桂会意，便让戈什哈退下，并叮嘱把手住二门，不许任何人进来。

等戈什哈走远，听不到脚步声，那人这才打了个千，躬身道：“拜唐阿珠尼色，参见大帅！”

“快快请起。这块牙牌还请阁下收好。”庆桂目视桌案上的那块象牙牌，却是再也不想去碰。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那块牙牌上，从上到下、从左往右用满文清晰的阴刻着“尚虞备用处”。

说起这个机构，还有一个名字就是“粘竿处”，后世的演绎里将其称为“血滴子”。

实际上，尚虞备用处从康熙时期就已经存在。一开始的目的是从八旗勋贵子弟中挑选身手敏捷、办事灵活的人，负责皇帝巡狩时扶舆、擎盖和沾雀捕鱼之类的事。这些年轻人通过这些日常杂务的的历练，然后便可跻身为皇帝的侍卫。

作为皇帝的贴身工作人员，尚虞备用处自然就成了皇帝了解外界信息的耳目之一。不过在康熙时代他们的作用并不大，主要是汇报一些街巷市井风闻。

从顺治时代起，皇帝主管的秘密机构其实是通政司和銮仪卫；比如著名的江南三织造，就是康熙派驻江南的耳目。

尚虞备用处真正为后世所熟知还是从雍正继位以后，一直到嘉庆时期才取消了其秘密机构的功能。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和珅早期正是出自于这个机构并逐步负责掌控，而这是作为皇帝的嘉庆所决不能容忍的。

谷克说句题外话吧。在赵新所在的另一时空里，某些清粉也好还是什么粉也罢，居然炮制出乾隆把粘竿处卫士派往欧洲的故事。说什么英国工业革命之类的清廷全都门清，由此印证马尔嘎尼访华时，福康安对欧洲的军事技术不屑一顾。

然而在这种说法里，那所谓的“满文档案”到底是哪年哪月哪一份？翻译者何人？如此重要的历史资料为什么没有出论文？

连国家档案馆都没有的资料，就算是对1840不甘心，咱也不能胡诌吧！

事实上，乾隆了解欧洲的主要渠道跟康熙一样，都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听他们讲述是一方面，查阅传教士们与欧洲家乡的往来信件才是获得欧洲信息的最大来源。

还记得那位被乾隆派去仿造北海镇步枪的汪达洪和巴茂真吗？这些传教士一旦进入造办处工作，这辈子都回不去了。他们唯一能和欧洲联系获得最新消息的方式，就只能是书信。

就职于清宫造办处的汪达洪曾在给欧洲友人的信里提及，理藩院那边每次都要把他寄出的信拆开检查，确认没有泄露任何宫廷机密才允许寄出。

寄出去的要拆开查，寄进来的自然也要查。别忘了，满清早中期是禁止天主教进入内陆传教的。万一造办处的传教士和澳门那边有所勾连，问题就麻烦了。

乾隆十二年，多明我会修士白多禄因为从澳门乔装私自进入福建传教，被乾隆下令斩首于福州西门外。到了乾隆十三年，另外四名先后被捕的西班牙修士施方济、华雅敬、德方济，及费若望，也被处决。

话说福康安之所以看不起马嘎尔尼提及的英国武器，那是因为清军无论是在缅甸还是藏南，都曾大败拿着英法枪炮的缅军和廓尔喀兵。甚至在第四次清缅战争里，八旗部队还打败过包括1500名法国雇佣兵在内的数万缅军。

一个有着“安土重迁”文化的农耕文明，面对着一群披着“文明”的外衣，双手沾满鲜血，以国家形式进行掠夺扩张，乃至屠杀殖民，有着国家犯罪传统的强盗，远不是一句“不思进取”能解释清楚的！

扯远了......

视线回到将军府的签押房内，当尚虞备用处的拜唐阿珠尼色不动声色的将象牙牌收入怀中，庆桂这才低声问道：“不知阁下深夜到访，有何事指教？”

以他今时今日的地位，即便是身为经略大学士，挂兵部尚书衔，也不敢跟尚虞备用处有任何干系，何况还是密室私会。不过对方既然敢冒着“故人”的身份来，那就肯定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