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中知道，要想让自己这帮老友小友的舍家抛业去北海镇效力，就得先以惊人之语把他们吸引过来，然后把北海镇好的一面大说特说，这样才能打消他們的顾虑。

反正话里话外透露的意思就是，前途是不是光明的需要大家一起争取，不是我汪容甫不努力，我是一人对“群敌”,独木难支啊。哥儿几个要是不来帮我匡扶赵王，等到“时日曷丧”，那咱们这些人可就真得玩儿完了！

谈话间，曾出任过县令的段玉裁，对北海镇将来要实行官吏下乡的手段直言“荒谬”，他说乡间皆有宗族自治，此举无异于与民争利。

不过在座的江藩对此却不以为然，出言道：“懋堂公，此言差矣。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段玉裁面色不虞道：“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此非王道！此乃韩李之术，非孔孟之道！汉宣帝有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江藩这话的意思是连孔子当年行摄鲁国相事都搞“为政必霸”，北海镇居关外苦寒之地，四面皆敌，以几十万人对抗满清,搞搞霸道也没什么。而段玉裁则用秦朝的快速灭亡来回击，既然标榜是朱明之后,那治理天下就应该是王霸融合才对。

在古代中国，政权单独行使被称为霸道，政权和社会本身所具有的控制力相结合后才是王道。孔子被读书人称为素王，素王和皇权要并行天下，上下分治。地方上的事是素王统治，衙门里则是皇权的统治，也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

汪中哈哈一笑，说两人这个争论已经过时了。随即他便举了电话和电报的例子，说赵王一句话，瞬息之间便可传遍万里，这不比官绅自治更有效力？

段玉裁听了这话，连连摇头表示不信，直说这不成了神怪里的“千里传音”了。于是汪中便和他打赌，说要是有的话，你段若膺就得留在北海镇帮我。

洪亮吉凑趣说好啊，我来当见证人，愿赌服输。

话音刚落，汪中嘿嘿一笑,不由分说拉着段玉裁就去了徐庄的那间通讯室,在七个文人的目瞪口呆中，汪中很快就联系上了北海镇，拿着个麦克风哇啦哇啦的说了一通。以汪中的性格，这也就是时候太晚了，否则他真敢让赵新大老远跑过来说两句。

听到黑色的音箱里传出带着山东口音的清脆女声，段玉裁嘴巴张的能塞进一个鹅蛋，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他这才明白自己上了汪中的套了。

看着屋内亮闪闪的灯泡和那台黑色外壳的无线电台，七个文人在听了徐庄通信员大概其的解释后，虽然一头雾水，可还是不住赞叹：“未曾想百工之技竟能神奇至斯！”

八个文人之后一直谈到三更天，约定明日继续，这才由人带着去客房休息。至于是否能睡着，那就另说了。

次日一早，年轻士子黄承吉因为一夜没睡，眼圈发黑。昨天晚间的谈话内容让他辗转反侧，心惊肉跳。等吃罢早饭，他揣测良久，这才汪中提了一个问题。

“容甫前辈，昨日先生言语中提及国家和民族，并提及李朝、安南等国不是藩属，而是邻国，还请先生明示。”

汪中想了想，便用北海镇的官方教材解释道：“凡国家皆起源于氏族，族长为一族之主祭者，同时即为一族之政治首领......”

好吧，北海镇又无耻的抄袭了另一时空中梁启超的论述。北海镇要搞民族认同，在保住满清现有疆域的前提下，还得继续融合阿伊努、雅库特、岛国甚至是哥萨克等民族。所以就必须得有个纲领性的解释才行。

而于德利翻遍近代文献，最终决定抄袭梁启超的思想。毕竟作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替过渡的学者，梁启超的解释应该能得到更多的认同。

话说中国在19时期中期以前，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民族”的概念。所谓“中国”即是天下，并非后世政治学意义上与其他民族国家相对的“国家”。所谓的民族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也就是“华夷之辩”；尊奉孔孟之道，遵循华夏之礼，就是华，反之就是夷。

于是这一天的交流，便从什么是国家，什么是中华民族开始了。

对于赵新授意于德利（起码汪中是这么认为的）搞出的这套国家和民族的说法，汪中是极为认可的，这也是他对赵新“文治”上少有的赞同。

当然了，赵新抄袭的那首诗也得到了汪中的赞许，认为赵王在自己的影响下，多少还有了点进步......

一上午下来，把汪中说的是口干舌燥，嗓子都哑了。也多亏了他有过目不忘之才，这才能将其完整复述。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我中华也。”

“......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