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满清朝堂内的其他官员，掌管户部和内务府收入多年的和珅看的很明白，英吉利人是洋夷，仰慕王化是一方面，真正的目的则想跟大清扩大贸易。

对于海贸的扩大，和珅是十分赞同的。别看他不知道自己贪了多少，可朝廷的收支账却是门儿清。

眼下清廷每年的岁入就是四千三百万两，相较于二十年前已经下降了五百万。这主要是因为最近这二十年自然灾害频发，乾隆不断的蠲免受灾地区的钱粮。不过受灾地区之后要恢复经济的代价很大，还得赈济灾荒，疏浚河工，分发种子，这都是不小一笔钱。

然而由于“重农抑商”的政策，工商业发展受到限制，对外贸易也只有广州和恰克图两个口岸；这几年恰克图贸易还停了。

因此，满清的财政收入只能以田赋为主体。可是，“永不加赋”、“摊丁人亩”、以及关内荒地开垦殆尽，使得田赋的征收成为定额化，每年就这么多钱。

这两年朝廷又到处用兵，关外、西北、台湾、安南、藏南，战事频仍，财政极为吃紧。可是由于“国家出入有经，用度有制”的祖制，每当乾隆要用钱的时候，和珅就只能从别的地方想办法。崇文门税关、盐商、十三行、铜矿、议罪银，也就是这些。

所以几年前当他听说赵新派人在蒐楞吉岛上挖金矿，和珅恨不能发兵给夺回来。这也是他极力赞同朝廷购买风帆炮舰，并鼓动乾隆答应的重要原因。

除此以外，即便是和珅都没有意识到，乾隆时期的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也是财政吃紧的重要因素。

清廷官员的眼里只盯着粮食价格，吃不饱饭是他们最关心的，然而一旦粮食价格平稳，他们就认为风调雨顺。

事实上由于整个乾隆时期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市场流通中的货币过多（通货膨胀）、国家粮仓储备充足，使得物价涨幅年年升高，老百姓的生活负担愈发沉重。

白银大量的流入，使得中国的银钱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白银大量流入的同时，清廷投放于流通领域的制钱数量同样大幅度增加。白银和制钱数量的增加使得“钱贱物贵”的现象持续不下，这对老百姓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历史上从嘉庆时期开始，西方人通过鸦片使白银大量外流。虽然钱少了，可物价却没降，官府征收的税赋银没有降。再加上持续的战乱和灾荒，使得民生凋敝，财政紧缩，有多少钱都不够花。

而这，才是“乾隆盛世”浮华之后迅速跌落的真相。

和珅对英国人的行为视而不见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有个难言之疾想求助于英国人；中医能看的大夫、能吃的药他都试过了，可一直没有根治。那就是花柳病，也就是俗称的“杨梅疮”。

作为官员，除了刘墉、王杰那样治身严谨的理学名臣，其他人别说和珅了，很多人都得了“杨梅疮”；比如那位乔道台。

这玩意最大的问题就是传染，这年月只要喜好“闺房之乐”和青楼的，没一个躲得掉。

于是和珅便给了乔人杰一个任务，趁着跟英国人接洽的工夫，悄悄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良药能治这个病。乔人杰一听正合心意，他也有这个难言之隐。

然而马戛尔尼在听了乔人杰的请求后陷入了茫然：“实在抱歉，我们没有这样的药。”

这年月欧洲正处于“宫廷淫乱时代”的末期，贵族男女之间交往不上床那都叫彼此不信任！淫乱的贵族生活和肮脏的生活环境，使得欧洲人早就视“花柳病”为寻常，爱怎么地怎么地！

在那本首版于1726年，著名的讽刺《格列佛游记》里就曾经提到过：“各种不同的花柳梅毒，彻底改变了英国人的面貌，使他们变得身材矮小，神经涣散，肌肉松驰，面色灰黄，膘肉恶臭。”

更别说那种年轻女子以得了肺结核，脸色变得苍白为美的流行风尚了。

要不乔大人您放点血试试？这是最有效的疗法！一杯不太够，两杯正合适。

乔人杰一听就吓得缩了回去，赶忙敬谢不敏，然后又解释了一通什么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然而天底下的事儿就是这么赶巧，就在谈判结束后的第三天，马戛尔尼也登上了惊雷号，甚至带来了更多的人，更多的礼品。

其中就有天体运行仪、单筒望远镜、地球仪、座钟、八音匣、羊毛挂毯和地毯、金色马鞍，甚至还有毛瑟枪、打猎用的连发气枪、单手剑、以及一个有110门大炮的军舰模型。

作为回礼，赵新拿出了防风打火机、液晶屏的简易计算器、指北针、石英手表、香烟、糖果、几箱葡萄酒、速溶咖啡、北海镇自产的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