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弊行为的全面铺开，导致巴城的蔗糖价格干不过英属孟加拉的蔗糖，销量下降，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便突然大幅度降低蔗糖收购价和收购数量，从而直接打击了本地的甘蔗种植业，大批经营种植园的华人成了牺牲品。

陷入破产的甘蔗园经营者很多都是普通华人，他们创业时并无资本，要靠借贷经营。而那些用高价租佃土地以经营的种植园的华人就更不用提了。他们和带清的佃户一样，首先要保证地主获利才行。

陷入破产的华工和小华商们成群结队出没于乡间，蔗糖业的凋敝，导致城内其他行业的华人生计也愈发艰难。荷兰人的征税措施和勒索使这些人如同被挤压的海绵，数以千计的老人和年轻人由于丧失了土地、金钱和工作，使得他们只有三条路，要不就等着饿死，要么就乞求零星的救济，要么就是偷抢。

乡区日益骚动的消息几乎传不到巴城内的有钱人耳朵里，乡间的荷兰官员觉得掩盖真相更为明智；而甲必丹和他手下的雷珍兰们此时只需花费几百两银子就可以帮助这些凄惨的同胞，但他们身为大地主阶层，对此却无动于衷。

甲必丹在乡村地区的权威丧失，导致城市华人和乡村华人两个群体的割裂，爆炸性局势已无法避免。

1740年的春天，火药桶终于被人引燃，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将居留许可证出售给华人糖蔗种植园的丑闻曝光。这件事迫使巴城当局提出一项激进而不太现实的计划，强迫华工移民锡兰，以便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些游离乡间的华工流民问题。

然而荷兰人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把华工送出海后，直接杀害，要么就抛入海中。幸存者逃回了巴达维亚乡间，迫使其他人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作难而反，死中求生。

当城外的华工开始起义后，城内的华人依旧不闻不问，甚至连暴动的发源地就是时任甲必丹自己的种植园。等到华工起义者打败了荷兰人的第一次进攻，开始直捣巴达维亚城门时，荷兰人和华人的关系就彻底解体了。

报复心理和担心被劫掠的恐惧引发成持续三天的血腥屠杀，人性中的恶被彻底释放。东印度公司当局从屠杀中赚的盆满钵满，而参与屠杀的每个人也都发了财。

如同法国历史上天主教对新教徒进行大屠杀的“圣巴托罗缪之夜”一样，巴达维亚城里的华人，无论男女老少均惨死在刀剑之下，即使孕妇和襁褓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不下百个戴上镣铐的俘虏象宰羊一样，接连被砍断了咽喉。一些荷兰人过去曾经为许多有钱的华人市民提供过庇护，而在这一天竟也对这些华人下了毒手，为的是要瓜分他们的财产。

一名叫乔格.伯哈得特.史瓦兹的德裔木匠在事后的回忆中说：“我知道我的华人邻居有一头肥猪，我便打算夺为己有。当我的老板--木工头看出我的意思时，他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先杀死这个华人，再行抢劫。于是，我操起一根捣米柞，打死了这个经常跟我一起饮酒吃饭的邻居。”

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史瓦兹之后在邻居的家中发现了一把手枪，就带着枪到外面，开枪射杀所见到的华人。他说：“我对此渐渐习以为常了，对我来说，杀死一个华人就如同杀死一条狗。”

赵新在电报的结尾说的很清楚，他告诫邓飞等人，不要以为把巴达维亚城打下来就能怎么样，你们要对付的是一个以荷兰人为金字塔顶点、华商充当买办、底层华工被残酷剥削的殖民体系。

要对付这个体系，光打败荷兰人是没用的。因为在金字塔中央这个位置，充斥着类似国内大地主一样的甲必丹、雷珍兰（Lieutenant）、朱葛礁（Secretary）、高利贷集团、人口集团、赌博集团、乃至鸦片贩子；这些人都是荷兰人的买办，如藤蔓一般错综复杂，勾连紧密。

所以，荷兰人和西班牙这些殖民者固然是敌人，可那些已经扎根在东南亚的华人买办集团更是跟北海镇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让邓飞他们考虑清楚，跟荷兰人动手没问题，打完了怎么收场？换言之，战争就像恋爱，开始容易结束难，搞不好就会走入“坟墓”。

发动战争的目的无外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作为一个政权，或者说作为北海镇的领导者，赵新不可能让雷神号大老远来一趟只为五十年前的华人讨债，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打安南是为了同登和谅山，为了安南北部的磁铁矿和煤矿；打巴达维亚则是为了最终控制巽他海峡，进而掌控整个东南亚的经济。和阮福映签个画大饼的协议很容易，因为赵新知道对方的实力根本不足以在短期内一统安南，可爪哇就不同了，人走茶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