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收后，鉴于大型联合收割机数量不足，北海镇机械厂开始批量仿制另一时空中曾出现的麦考密克收割机，其工作效率是人工收割的4~5倍。

这东西制作相对简单，除了木料就是铸铁件，不需要精密加工，唯一技术含量高点的就是进行切割的齿刀。整个机器的工作原理是由马匹带动后面收割机宽大的车轮前进,车轮连接过桥链耙上的齿轮驱动四个风车扇叶状的分禾器转动，将麦穗推入收集台，麦穗在进入收集台时，前端贴地的切割器会将麦杆切断，只在地面留出寸许长的麦茬。

马拉收割机维修十分简单，分禾器要是坏了，农民自己就能修；分割器的齿刀如果坏了,那就重新向农机站申请,换一套即可。至于售价,则是200北海银元一套，包括了两匹马。

按照赵亮的计划，北海镇机械厂将在这个冬季着手仿制历史上的第一代联合收割机，而且是使用燃油发动机的那种。

大范围新式农具的使用，其实和北海镇打破了传统小农经济结构，效法另一时空历史上“集体公社”的组织形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海镇治下的农民之所以能够迅速接受新生事物，并愿意购买工业品，是因为各個自然村采取的是农业合作化方式。

赵新和陈青松之所以会这么做，并不是两人多么有远见，而是由一开始岛国流民的现实条件决定的。因为饥荒导致每家都缺少劳动力，难以经营五十亩的土地；而且北海镇还要从这些人里征兵，更加导致劳动力缺少，因此只能采取合作互助模式。于是乎，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早期的河南移民也是如此，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劳动力不足,更使得他们只能被迫的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而等后期家庭劳力相对充裕的山东移民、直隶移民到达的时候，因为采取了以家庭为单位分配土地、各家打散安置的原则，使得宗族势力的干涉能力大大降低。

换句话说，以宗族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土地经营方式在北海镇是不被允许的；更严重的说，只要北海镇继续搞工业化，其治下的所有地区都是不能允许的。

要知道一个国家或政权只要进入工业化，随着各项制度的建立，将带来大量的制度性开支；这其中包括了税费、医疗保障、电费、水费、通信、物流等等成本，也就是“制度成本”。

因为十八世纪末的中国归根结底还是个农业国家，三亿多人里90%都是农村人口。所以工业化产生的制度成本必须要通过农村进行转嫁，也就是让农村人口购买使用工业化的商品才行，单靠城镇是根本无法消化的。

比如拖拉机，它最大的应用就是农业生产，在城镇内部几乎毫无作用。再比如村村通电，就要让农民付电费；如果没有通电，就需要农民购买北海镇制造的马灯，而不是继续使用昏暗的油灯。

在另一时空的历史上有个很显著的例子,可以说明工业化和小农经济的对立性矛盾。1949年的时候，为了提高耕作效率，生产了一种“双轮双铧犁”--相对于当时农民普遍使用的木犁，它被老百姓俗称为“铁犁”，其售价仅为39元。然而即便是政府如何大力宣传动员，奈何农民就是不买，直到公社化之后才推广开来。

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模式，导致工商业在内的多种经营并不走货币交易，农民没有用货币购买的习惯；需要什么农具，找村里的能工巧匠做一个就行，代价就是用农产品交换。

比如用自家母鸡下的蛋去合作社换火柴，这就是以物易物的交易。农产品和工业品在农村无法货币化，导致经济运行方式就只能是计划调拨，无法市场化。

对于本时代的带清农村来说，官绅阶层的土地兼并导致普通农户根本没有五十亩的土地去经营，而拥有大批土地的官绅阶层又可以通过雇佣农村破产者和无产者，以更廉价的方式实现低成本经营，缺乏对新型农具需求的动力。

（说了这么多，诸位明白为什么土地革命后要搞集体化了吧？）

事实上赵新不停的从另一时空引进人才，其道理和另一时空历史上“苏联援华”是一样的，只不过规模没有那么大，所以工业体系建设的速度也没那么快。

北海镇建立至今已经七年，最基础的就是提高识字率，减少文盲比例，增加技术工人。而随着五十万新移民的到来，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猛然蹿升，占到了北海镇居民人口的四成五。

面对如此局面，除了扩大基础教育，在自然村内推广识字运动外，另外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加入北海军，通过部队的强制性学习，减少文盲率。

而北海军越往南打，这样的问题就会越突出，相应所带来的制度性成本更会激增。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在带清，甚至是在东西伯利亚也一样存在；只不过由于北海镇打下的疆域面积太大，所谓的大型城镇人口最多只有几千，目前的苗头还没产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