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封建国家之所以王朝更迭，除了统治逐渐腐朽，经济恶化的问题，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现象就是“人人为自己，皇帝为大家”。所以明末的时候即使国家财政再困难，士大夫阶层家财万贯也不掏钱帮忙；而到了满清要在传统文化上动手的时候，民族主义感召下的士大夫们反倒是站出来了，舍家抛业的投入抗清大业。

等到了异族的皇帝或者这个群体都融入进传统文化，乃至成为“治道合一”的代言人，通过文字狱垄断了话语权后，士大夫阶层又恢复到了以往的状态。

要想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建立共和，首先面对的就是“人民”的问题。那么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体中的“人民”，与有什么样的政体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中的“人民”一样吗？

答案显然是不同的。

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不同，北海镇要想建立共和，需要做的可不光是封建时代的“为民制产、为民请命、为民父母、为民做主”，还要通过教育，启蒙、改善并塑造自己所需要的“人民”。

要知道人民一旦通过教育认识到了自由，就会找寻自由和平等，并内化为一种普遍的人格。也只有到了人民不会因冒犯皇权或是文化权威而感到羞怯或畏惧的时候，共和政体才能实现。

赵新可以想象的到，以汪中为首的北海镇新儒家到时候一定会从中国的传统中寻找政体改制的依据，也就是“托古改制”。这从他之前和焦循的闲谈中已经看出了端倪。

不管如何变，他们对于体制的要求不外乎就是十六个字：“人无遗材，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必符。”而所谓的人和民，自然是掌握了话语权的读书人。

问题是“君民不隔”的目的只是通上下之情，缓解内部各阶层的矛盾冲突，民权才是关键。不把这层屏障给打破，北海镇治下的共和中国就是个怪胎，要么分崩离析，要么就重回家天下的老路。

赵新由此想到，于德利之前提到的“过渡期”其实大有深意，看来对方对于政体问题的考虑远比自己要多。

“这个老狐狸！说话总是留一半，非要让我猜。”

在回程途中的二十几天里，赵新还和几位法国人进行了一次长谈，向他们请教了对于政体和宪法的看法。此举带来的结果就是被人好好上了一课，之后他几乎每天都去找那人请教，惹得他那位28岁的美丽夫人心里很不愉快。

这人，就是马奎斯.德.孔多塞。

说实话，解救拉瓦锡纯粹是出于方化对偶像的憧憬，另外赵新觉得此人实在死的太冤。而其他三位“拉神”则是在后世名气太大，北海镇要建立自己的学院，有了他们的坐镇，才能名副其实。

而就孔多塞来说，相比在微积分和博弈论上的成就，此人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写出了《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而且是在他生命中最后九个月的逃亡途中完成的。

这本书的意义何在呢？那就是在此之前欧洲没有人会认为人类能够完全理解自然世界。也就是说，人类生来就有对各种知识感知和运用的能力，并会在这一过程中掌握知识的规律性，乃至认识世界。而在此之前，能做到这一点的惟有上帝。

除此之外，历史上他还担任了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步宪法草案的总体起草工作，可见其能力绝对是神仙放屁--不同凡响。

不过本时空由于北海镇的出现，孔多塞辞掉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因为罗伯斯庇尔在“圣殿塔事件”后公然提出，只有在和平到来之后才能用宪法治理国家，而内外战争状态下的政府只能是独裁政府。

在两人的交谈中，孔多塞向赵新大致讲述了自己对于历史哲学、宪法和教育的诸多看法，让赵新感觉受益匪浅。虽然对方是透过西方文化发展来概括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理论中也无法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意味，可赵新觉得对于一个从未了解过中国文化，也从未到过中国的人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难怪此人会成为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