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顺道：“可谓大义！吾皇谕遣，所有人中，姚莹、达洪阿外，吾以为唯涤生所荐江忠源可堪大用。我们旗人多混蛋，赛尚阿甲，圣旨已下二十天，他妈的就不走，不管国家生死啊。想当年太宗帝时，我们旗人立马射箭，百发百中；入林驱兽，虎见尚栗。尔今，教场练兵，铁棍架鹰，嬉戏似童，已为常形。殊不知，国若一亡，合族全灭。”

曾国藩道：“江忠源可堪大用？”

肃顺道：“涤生曾言，平生从未见过如此人才，吾以为，涤兄不会看走眼儿。”

曾国藩看着这个曾经“因亡所赖，斯亡以赖”之徒，竟心生几分喜欢。

是日，曾国藩疏曰：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以不预防。

人臣事君，礼仪固贵周详，然苟非朝祭大典，难保一无疏失。即如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而今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参赞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而位卑则难以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

夫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诸将既多，亦宜分为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办武昌大股，西路分办泗镇南太，东路分办七府一州。至于地利之说，则钦差大臣宜驻扎横州，乃可策应三路。粮台宜专设梧州，银米由湖南往者，暂屯桂林，以次而输于梧；由广东往者，暂屯肇庆，以次而输于梧。则四方便于支应，而寇盗不能劫掠。

今军兴一载，外间既未呈进舆图，规划全势，而内府有康熙舆图、乾隆舆图，亦未闻枢臣请出与皇上熟视审计。至于军需之说，则捐输之局万不可开于两粤。捐生皆从军之人，捐资皆借凑之项，辗转挪移，仍于粮台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广西而言，今日之大计也。即使广西无事，而凡为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才，亦皆讲求地利，亦皆宜筹划国计，图其远大，即不妨略其细微。

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棱，以备有事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也。若不取此等，则必专取一种谐媚软熟之人，料其断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锋芒者，必尽挫其劲节而销铄其刚气。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苶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

今日皇上之所以使赛尚阿视师者，岂不知千金之弩轻于一发哉，盖亦见在廷他无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军务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然使广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所大惧也。

此二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枕，以仰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伏惟圣慈垂鉴。谨奏。

咸丰帝批谕：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