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3月16日，陕甘总督左宗棠观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愤恨不平，遂将海防、塞防实在情形及关外应剿应抚、筹粮筹运实在情形披沥疏曰：

窃臣于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光绪元年二月初三日钦奉上谕一道，敕臣妥筹密奏。钦此。

敬驿再四，钦仰圣虑精深，无微不至，凡愚臣思念所及未敢率陈者，均已曲蒙慈衷鉴谅，训示周祥。跪聆之余，譬犹蛰虫环户，一闻春霆，乃悠然而有昭苏之意也。

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

臣之愚昧，何能稍抒末议，上渎宸聪。臣曾驻闽浙，稍知海国情形；及调督陕甘，虽拮据戎马之间，迄少成绩，而关塞征戎局势、地形亦尝留意。既蒙垂询及之，敢不必献其愚，以备圣明采择。

窃维英法美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别有奸谋。缘其国用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以占埠头、征海口为事，而不掠其土地、人民。盖自知得土地则必增屯戍，得人民则必设衙司，将欲取赢，反有所耗，商贾之智故无取也。

惟其志在征商也，故设兵于轮船以护之。遇有占埠头、争口岸之举，必由公司召商集议，公摊兵费，而后举事。自通商定约，埠头、口岸已成，各国久以为利，知败约必妨国用也。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

自轮船开办，彼挟我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专心致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备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

论者乃欲撤出塞之兵，以益海防之饷银。臣且就海防应筹之饷言之，始事所需，如购造轮船、购造枪炮、购造守具、修建炮台是也；经常之费，如水陆标营练兵、增饷及养船之费是也。闽局造船，渐有头绪，由此推广精进，成船渐多，购船之费可省，雇船之费可改为养船之费，此始事所需与经常所需无待别筹者也。

海防之应筹者，水陆练军最为急务，沿海各口风气刚劲，商渔水手取才非难。陆路则各省就精兵处募补，如粤之广、惠、朝、嘉，闽之兴、泉、永、漳，浙之台、处、宁波，两淮之淮、徐、凤、泗、颍、亳诸处，皆可训练成军，教之招募勇丁，费节而可持久。现在浙江办法，饷不外增，兵有实用。台防议起，浙之开销独少，似非一无可恃者比也。海防应筹者只此也。

论者乃议停撤出关之饷匀作海防，夫使海防之急倍于今日之塞防，陇军之饷裕于今日之海防，犹可言也！

臣军二次凯旋入关，请拨军饷四百万，分六十万两畁陕，余以饷臣部各军。凡军需、军粮、军火、军装、转运、赈抚、津贴、招募一切，均挪移饷项，暂应急需，未尝另立款目。嗣后户部议拨各省关、厘二金解济臣军，而后臣军之军饷乃有八百余万之数。而裁撤冗兵、溃卒有费，抚辑土匪、安插茴民有费，局势日扩，用费日多。

甘肃旧有各军，均照臣军每月发盐菜、发粮食、发寒衣、发转运费、发月满饷。合计入关度陇，每年牵算，所获实饷不满五百万两，而应出之款不下八百余万两。协饷到营，一散即尽；陈欠相因，旋成巨款。

故臣军每年初发满饷两月，继则发一月满饷尚虑不敷。每至冬尽腊初，辄绕帐彷徨，不知所措，随时随事加意撙节。

截至十二年腊月底，欠常年饷已达八百二十余万两，挪空恤银、赏银三十余万两，而各省、各海关积欠臣军之饷则已达三千数百万两矣！

上年春夏之交，仰蒙圣恩，特给库款一百万两。臣次第撤遣马步四十营，续又撤马步千名，省常饷二百余万两。此即指八百二十余万两之积欠饷数而言，非实银也。肃州克复后，筹办采粮、转运，共计付银三百数十万两，粮可供至本年见新。

粮资由凉运甘，由甘运肃，由肃运安西，由安西运哈密，约尚缺实银数十万两。按户部章程虽准许作正当开销，而仍只取给于臣军之饷，计又占去一年应得实银之数。是欲求如常年通融敷衍，苟顾目前，而亦有所不能。况关外粮运愈远愈费，甘肃全局应图渐复旧制，经费又将有增无减也。

溯查沿海五省，同治十一、十二两年每年解到协饷约近三百万两，上年台防事起，福建奏停不解，广东、江苏解款稍减，而浙江则比十一年多解二十九万两，比十二年多解三十七万两，山东亦多解二万五千两。四省总计，所解实银共二百四十余万两。非赖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疆臣公忠之谊，则出关粮运巨款欲停不可，欲垫不能，又不知计将安出也。

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戎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弥补西北之不足，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是塞防可以因时制宜，而兵饷仍难遽言裁减也。

第一百九十六章左宗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