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古代的经济学家，首推管仲。

齐国地处东海之滨，平原耕地面积就比不上中原诸国，再加上土地盐碱化，发展农业，基本没什么出路。

“地泻卤而人民寡”，极其穷困。

怎么样才能过上好日子呢？管仲定下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为齐国发展的国策。随后便让齐国经济腾飞，进行了古代春秋版的“改革开放”。

不得不提的是，“士农工商”这四种职业群体正是管仲首先提出来的，并且把“国”的行政区域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这相当于古代“经济开发区”。把齐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地方搞成“经济特区”的窗口，把全国的工商业从业者全部集中到他画的这个六个圈中。

这是划时代的壮举，足以使得管仲永垂青史。

当然，管仲最着名的还是开创了“女闾”成为风俗业的鼻祖，并且对青楼妓馆征收高额“特种行业税”……

减轻税负，让利于民，“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商贸行业的税率比农业方面的税率低了一半多，而且“市廛而不税”，即在市场租房子存放货物是不征税的，这也加快商贸流通。

“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进口物资征了关税的，就不再征交易税，对出口物资征了交易税的，就不再征关税。“关几（稽）而不征”，在进出口环节上只进行稽查而不征税。

这几乎就是全世界最早的免税区了……

自管仲而始，齐国国力日盛，一跃成为春秋霸主。

由此可见经济之道的重要性。

然则中国历史上诸如管仲这等精通经济之道的人才甚为匮乏，能够以此治国者更是凤毛麟角。其原因，大抵是因为经济之道与儒家所讲究的境界背道而驰，向来被视为低贱之术……

马周的确才能出众，但是这个才能指的是办事能力、心智水平，绝非表明马周便是无所不知的全才。经济之道本已是一项专业的学科，而设计到国家的通货膨胀、宏观调控，更是宏大繁杂、精神奥妙。

即便古代名臣会因为一些举措个改革而富国强兵，比如诸葛亮，比如房玄龄，都能做到政略得当、休养生息，但是论起其各项举措政略之奥义，却亦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直白一些来说，便是一项政令正确与否他们是懂得分辨的，但是到底好在哪里、弊端在哪里，却是无法言明。

这就是缺失经济之道的理论所造成的想象……

马周被房俊问得一愣，略微沉思一下，说道：“难道不是进入那些‘下包’翻建工程之世家门阀的腰包？嗯，或许还有一部分流入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