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二人趁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大力宣传西学，鼓吹变法。两位原本人微言轻的不第士子，就此逐渐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欧美各国纷纷趁火打劫，企图将满清政府吃干抹净。危急存亡之秋，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来到北京，四方奔走呼号，积极组织救亡活动。

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必须变法图强，否则一旦国亡民危，就连皇帝也将朝不保夕。

光绪帝接见了康梁二人，表示绝不做亡国之君。他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全面筹备变法，又赐梁启超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启动戊戌变法。变法开始后，光绪帝斗志满满，在康有为的幕后主持下，接连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大刀阔斧推出一系列改革，包括拟定宪法、开制度局、禁止妇女缠足、裁绿营、放旗兵、废科举、办学校等等。

其中经济改革提倡以工商立国，实现富国养民，鼓励创办民办企业；军事改革则要求改用西洋军事训练方法，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考试停试弓箭骑剑而改试枪炮。

这些措施与晚清洋务运动差相仿佛，或还勉强被保守派接受，但其政治改革和文教改革却显然步子迈得太快，触痛了保守派的神经。

在政治改革方面，光绪帝下诏开放言路，允许报纸指陈利弊，又诏令各院部官吏、普罗大众都可以上书条陈意见。这也是封建制度的常见改革措施，慈禧太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

但他提出精减机构、任用新人时，捅了马蜂窝。

主管后宫事务的詹事府、主管内外奏章的通政司等六个衙门被撤销，其他各省院部也要精减编制，这些被裁撤、精简出来的人员怎么安排？

光绪帝和康有为显然没有考虑善后问题。他们不仅没有考虑，反而大肆任命维新派成员进入中枢参与新政，如谭嗣同等人就被任命为军机衙门的秘书。

文教改革方面，光绪帝批准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由中央政府直接创办的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同时诏令废除八股及科举考试，将所有书院、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为破除封建迷信，遍布全国城乡的祠堂、庙宇也将全部改成新式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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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措迅速激化了新旧两派的矛盾。保守派拿废八股及科考说事，指斥维新派摇惑人心，招诱党羽，混淆国是。康有为则组织维新派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等人予以反击，表示这些新政都得到了光绪帝的同意。

他或许把自己当成了不足畏、不足恤、不足法的王安石，把光绪帝当成了宋神宗。然而他忘记了最关键的一点，就算光绪帝变法的决心远超宋神宗，但在风景宜人的颐和园中，还盘踞着一个看似老态龙钟的西太后。

戊戌变法仅仅启动五天，慈禧太后迫使光绪帝连下三道谕旨，一举控制了朝廷人事任免权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