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 10 月，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来到彰武前线视察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眼看着锦州就要守不住了，我们西进兵团的处境非常危险。”

站在一旁的罗泽闿一脸不满，附和着说：“葫芦岛的部队正全力猛攻塔山，但你们的兵团却未能及时西进支援，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我心中暗自思忖：“锦州显然已经无法守住，辽西兵团此时若贸然西进，无疑将陷入绝境。还是应该等待时机，观察局势变化再说。”

然而，我万万没有料到，这个被蒋介石派来的所谓“战地视察官”罗泽闿，竟然如此阴险狡诈！

罗泽闿一回到沈阳，便迫不及待地向蒋介石发出电报，诬陷我说我犹豫不决、行动迟缓，故意坐等锦州失陷。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立即给我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责令我必须争分夺秒地赶赴锦州，解除那里的围困。

收到电报后，我感到非常无奈和愤怒，但又无能为力。

我对我的下属们表示，蒋校长这样做就是要将我们这支主力兵团推向绝路，而我却无法改变这个局面。

于是，在 10 月 15 日，我率领的辽西兵团成功占领了新立屯，并抵达了黑山外围。接着，我下达命令给 71 军，要求他们做好进攻黑山的准备。

然而，71 军的军长向凤武以及其他主要军官对此深感不满，他们认为我把 71 军当作杂牌军队来使用，总是让他们冲锋陷阵，而新一军、新六军等主力部队则躲在后方保存实力。这种不公平的安排引起了他们的强烈抗议。

10 月 16 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收到了来自新六军暂编 62 师师长刘梓皋的一封紧急电报。电报的内容让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解放军竟然已经成功攻克了锦州！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深知不能再按照原计划西进了，必须立刻改变战略部署。就在这时，东北剿总的人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他们发现与锦州之间的电报联系突然中断，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则下落不明。

正当我陷入沉思时，蒋介石派来了杜聿明，命令他前往新民前线督战。

接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即带领着一众将领前往新民车站迎接他。当杜聿明到达车站后，他示意我上车单独面谈。

进入车厢后，我毫不犹豫地向他提出建议，认为辽西兵团应该尽快撤回，并前往营口待命。这样一来，如果战局出现不利变化，我们还可以通过海上通道逃离战场。

然而，杜聿明却告诉我说，蒋校长的意图是让辽西兵团和葫芦岛的东进兵团共同发动东西夹击，以夺回被解放军占领的锦州。

听到这个指示，我不禁皱起眉头。毕竟，当前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而不是一味坚持既定计划。

视察完前线部队后，我陪同着杜聿明一同前往沈阳，去面见卫立煌。在这次会面中，我们讨论了当前局势，并试图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卫立煌同意撤军，然而，面对严峻的形势，卫立煌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究竟是将军队撤回沈阳，还是撤往营口。

如果辽西兵团撤往营口，那么沈阳的兵力将会变得极为空虚，难以抵御敌人的进攻，这意味着沈阳必将失守。而沈阳不仅是东北"剿总"司令部的所在地，更是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一旦失去沈阳，卫立煌深知自己必然会面临来自蒋介石的巨大压力和惩罚。因此，对于这个决策，他始终犹豫不决。

回到新民后，我从10月18日下午开始焦急地等待着撤退的命令，但一直等到20日下午，蒋介石才终于松口，允许我们撤退到营口或者沈阳。

与此同时，我所指挥的部队在攻打黑山时遭遇挫折，未能取得预期的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于10月25日无奈地下令兵团总撤退，但此时已经为时过晚。

通往营口的道路早已被解放军切断，我那十万精锐之师也随之陷入绝境，最终彻底断送了前途。

1948 年 10 月，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来到彰武前线视察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眼看着锦州就要守不住了，我们西进兵团的处境非常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