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为何不自己离开村子去见见世面呢？”王文佐问道。

“您又在说笑话了，我侯二一没当官差，二又不是商贾士子，离开村子还不给人当逃奴抓了去？”侯二笑道。

“这倒是！”王文佐一愣，旋即笑了起来。从唐中叶开始，一直到宋代，中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影响十分深远的变迁，历史学称其为唐宋之变。大体来说，税法从租庸授田变为两税法，城市由坊市变为市民混杂居住，而农民也获得了迁徙的自由。

在唐初的授田制度下，国家依照丁口授予每个农民相应的土地，而农民则承担租庸调等义务，农夫死后大部分田产必须归还给国家，然后再授予其他农民。显然此时的农民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否则无论是授予收回土地，还是征收租庸调都是无从谈起的。而安史之乱的战争摧毁了旧有的授田制度和户籍，于是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唐德宗的宰相杨炎开始推行两税法，简单的来说废除原有的租庸调，改用地税和户税，每年夏秋两次征收。征收的原则“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是不再区分土户（本贯户）、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显然，两税法的征收承认了人口流动的现实，给予了人民自由迁徙的权利。

作为一个后来者，当然不能简单的用“好”、“坏”来评价这次变化，因为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没有好坏之说。不能认为推行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等制度的初唐帝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压服四方，大唐国势鼎盛；而推行两税法之后的唐中后期，乃是五代两宋，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军事优势大为削减，甚至遭受入侵，被边疆势力所政府。所以前者就是好的，后者就是坏的，乃至要推行复古，兴井田，建府兵，重新恢复初唐的军事盛况。

这种想法在宋儒、明儒中非常普遍，如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翻阅一下宋明两代的文人书信集，就经常能看到各种恢复古制，授田于兵，自耕自食，且耕且战，恢复汉唐旧制。这说明在开脑洞这种事情上，古今键政家其实都差不多，只不过宋人明人想的是学习汉唐，今人学的不一样罢了。

那为什么宋人，明人复古做法不成呢？有人说是因为唐代技术外流，所以五代、宋时候的边疆少数民族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军事政治力量已经不是唐代面对的突厥、高句丽之流可比了。所以即便宋人恢复了唐制，也无法击败西夏辽金这些边疆王朝了。这么说倒也不能说错，但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们却没有想到——谁也没法把长大的孩子重新塞进婴儿的包裹里去。

真正迫使唐做改变税法户籍法的原因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让原有的制度过时了，战争破坏了河北、河南、关中这些原有帝国的中心，让大量的人口向南迁徙，这就开辟了南方的大片土地，帝国的经济中心向南迁徙了。而这些流动的人口，新开辟的土地是不会出现在帝国的户籍田籍中的；而且租庸调下，承担赋税劳役的对象是农民，确切的说是小农，而商人和手工业者哪怕他有再多的资金、雇佣工人，由于他没有从国家那儿得到土地，他自然也无需承担赋税和劳役，随着和平时间的正常，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必然更加繁荣，这些流动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也愈来愈多，经济中占据的分量愈来愈大，如果继续任其游离于国家税收之外，这不但是不公正的，也是危险的。

所以帝国政府做出了改革，承认了人民流动、经济繁荣的现状，其结果就是从唐中叶开始，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南方大片土地取得开发，到了北宋徽宗年间，户口数已经超过了唐天宝年间几乎一倍，政府的税赋和民间的财富更是远胜唐朝，而且这一切还是在疆土远小于唐的情况下做到的。

但这一改革又是失败的，因为唐宋之际的改革只是从增加政府的收入，满足上层阶级的贪得无厌和政府军队开支的角度出发的，但却没有能像西魏、北周、隋唐的改革那样，将社会新兴阶级中的有力人士吸引到统治阶级中来，发挥他们的力量，建立了新帝国。新的改革没有能够将唐宋之间那些通过新的生产方式，获得巨大财富和权力的阶层形成新的帝国支柱，这才是北宋武力衰弱的真正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讲，侯二这种不安定分子也是一个社会的希望！”王文佐看了看眼前这个形容邋遢的闲汉：“当社会正常运行的时候，他们确实有害无益，但当一个社会已经没有出路的时候，像他这样的人说不定能找出一条新路来。毕竟麦哲伦、哥伦布、皮萨罗可都不是什么老实本分的好人家。”

想到这里，王文佐点了点头：“侯二，既然你这么想，那死在外头可别怪我？”

“不怪，不怪！”侯二见王文佐松了口，笑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命里该我死，我哪里能怪别人！”

“好！”王文佐对桑丘道：“你取三十贯钱给他！”他不待侯二拒绝，便道：“你不是在邻村有个相好的寡妇？你此番随我出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三十贯就让你拿去了结瓜葛，免得出去了还心里有牵挂！”

“多谢主上！”侯二跪了下去，脸颊已经满是泪水。

天色已晚，醉饱的村民们扶老携弱，各自离去，晒谷场上已经空了大半。王文佐令撤了残羹，重新摆放，好让自家随从进食。

“明公富贵还乡，可喜可贺！”曹文宗举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