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当时编制计算，这一伤亡数字占全师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非战斗伤亡，全师减员总数达到8662人，超过了全师总额的一半。更为严重的是，武器装备的损失也相当惨重，共有64门火炮和上百辆汽车被毁或遗弃。

美军战史指出：“这一数字明确显示，第2师已无作战能力。”

在遭受重创后，该师主力曾一度撤退至三七线附近的堤川进行休整，并转归第10军指挥。在第三次战役期间，该师被调往原州负责防御任务。期间，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以该师训练水平欠佳和非战斗减员率过高为由，要求李奇微撤换师长麦克莱尔，改由军参谋长克拉克·诺夫纳接任。

实际上，麦克莱尔刚刚接替因清川江战役惨败而被免职的凯泽，担任第2师师长才一个多月。诺夫纳接替麦克莱尔，意味着第2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更换了两位师长。

“围捕行动”开始时，第2师按照团和营的编制组建多支队伍，以威力侦察为前锋，行进在中线美军的前方。

2月2日，该师一部抵达横城，3日又推进至砥平里。在它的东侧，是沿着横城至洪川轴线向北推进的韩军第5、第8师，及美军第2师第9团组成的支援部队。

2月7日，韩军第5、第8师在美军两个营的配合下，继续向前推进，逐步抵达横城以北和以东地区。而驻扎在砥平里地区的美军则保持原地未动。

在志司的密切关注下，这一动向至关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中线、东线反击时机的掌控以及首战目标的确定。

在第四次战役初期，志司曾先后提出两个作战方案：一是由第42军从砥平里南部进攻骊州，二是让人民军第2、第5军团进攻横城。然而，由于担心面对的敌军力量较为强大，无法在短时间内取得战斗胜利，最终这两个方案均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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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司认为，要实现“西顶东反”的战役目标，中朝军队一旦发起进攻，必须确保行动具备决定性。要么不反击，一旦反击，就必须取得足以影响全局的成果。

然而，由于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要创造出能够打赢这样有把握之仗的条件并非易事。一方面，西线战局告急，2月3日敌军已突破汉江以南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也岌岌可危，难以长久坚守。

2月5日晚，中朝联合司令部决定将第50军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主力调往江北，汉江南岸仅剩第38军独自坚守，局势已经十分危急。另一方面，中线的邓集团各部队仍在推进和集结，尚需一些时间才能完成反击作战的准备。

虽然志司于4日下达了“提前集结完毕，提前开始战役反击”的命令，但各参战部队直到6日才能全部行动，比原计划只提前了一天。原定12日晚发起的反击，最快也只能提前到11日晚，依然仅仅早了一天。为了抓住战机，志司要求邓集团所属部队加快行动步伐，并对各军的开进时间、行军路线和行进速度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具体的规划，亲自进行督导。

为掩护邓集团各军的集结和开进，志司多次指示负责牵制和阻击的部队缩小阵地，控制重要点位，坚持数日，以确保反击部队顺利部署。

2月7日14时，志司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先攻击韩军第5师和第8师（横城方向）；第二种方案是优先进攻美军第23团及法国营（砥平里方向）；第三种方案则是同时对这两处敌军展开打击。

对于这三个方案，最初倾向于优先攻打砥平里。

2月3日，美军第23团抵达砥平里的当天，志司立即致电第38军和第42军下达指示：

第114师归属于第42军指挥，首先歼灭美军第二师的第23团及法军营地，此举非常好。4日，志司向中央汇报道：

“四十二军主力将在四日拂晓前后集结于砥平里附近，随后与三十八军一一四师联手，首先消灭美军第二师的第二十三团及法国营。如果顺利完成任务，将继续向牧溪里推进。”

志司最初将解决砥平里问题列为优先任务，并计划尽早、迅速发起进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线战场的巨大压力所致。他判断，汉江以南的第50军和第38军最多只能坚守到6日晚。如果能在此之前对砥平里的敌军展开反击，便可有效缓解西线的压力。

然而，原定于4日或5日对砥平里的攻击并未如期展开，其主要原因在于作战准备尚未完全到位，贸然行动的成功几率较低。此外，砥平里和横城的敌情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因此，志司在发电征询邓华、韩先楚等人意见时，并未透露任何倾向性，而是将几个方案一并呈现，供他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从以上电文可以看出，这次反击首战目标的选择基于两个前提：首先，第39、第40军作为反击主力，能否按时在预定地点展开；其次，该方向的美韩军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会推进到什么位置。

鉴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志司一方面命令第42军等承担掩护任务的部队坚决阻止敌军推进，确保主力部队能够安全集结；另一方面，要求后续各军加快行军速度，并将第39军和第40军的集结区域从龙头里和阳德院里一带向西调整，以缩短前进距离。

另外，还要求第42军“及时将当前情况通报给各军，并认真研究战役部署，待邓华同志抵达后提供参考”。

8日16时30分，因迟迟未收到邓华的回复，志司再次发电，要求尽早发起攻击，强调要抓住战机。之所以选择先攻砥平里，是因为担心横城和砥平里的两股敌军会合，导致志愿军错失在中线和东线反击的良机；或者，如果西线抵挡不住，美军主力向东调动，整个反击计划将被完全打乱。

因此，尽管尚未收到邓华的反馈，志司便已提前决定“集中三个军的主力，优先歼灭砥平里附近的敌军”。

韩先楚主张优先攻占砥平里，不仅因为这样可以减轻西线的防御压力，更因为他预见到“歼灭砥平里敌军后”可能会导致“敌军全线崩溃”，从而更有利于韩集团与邓集团的联合作战。

接下来的几天里，韩先楚始终在为配合砥平里作战而制定西线各部的出击方案。他不仅要求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坚守江防，并为“向预定地区插进”做好准备，还特别指示第38军“无论付出何种代价，必须采取积极行动”。

在巩固现有阵地的同时，第38军还要准备派出一个团向梨浦里东北方向发起进攻，切断梨浦里至曲水里的公路，阻止敌军从该地向东合围；此外，另派两个团向梨浦里至利川的公路发起攻击，并组织小部队深入敌后破坏道路。

作为中线邓集团的指挥官，邓华主张首先攻打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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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初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邓华在此将作战重点放在砥平里以北的杨洪公路一线（广滩里、三加里、龙头里皆位于此线上），计划集结第39军和第42军的主力，总计5个师兵力，集中攻打美军的两个团；同时以第66军、第42军的一个师和人民军的两个军团，分别对韩军第8师和第5师发起攻击；而第40军的主力则前推至原州西北，负责阻击援军。

这与志司在7日提出的三个方案大致吻合，同时也未明确指出先攻打哪里。

关于先打砥平里的电报签发于8日16时30分，而邓华的“预先作战方案”则在8日12时签发，时间上比彭德怀的电报早了四个半小时。然而，志司的电报中并未提及邓华在电报中提出的意见，反而写到“如何具体部署请邓华同志速决速告”，这表明彭德怀在拟写先打砥平里的电报时并未看到邓华的“预先作战方案”。

志司在发出“先打砥平里”指示后不久，又改变了主意。8日23时，再次致电邓华、韩先楚和金雄，在这份电报中，调整了原先“先歼灭砥平里之敌为利”的判断，改为“先攻打横城附近之敌”。然而，这依然不是最终的决定。

此后，志司签发的作战电报中，对首战目标的表述出现了多次反复。

9月10日凌晨1时，再次致电指示邓华：

“我们于九日20时集中主力先攻打砥平里，两个电报中的具体部署存在一些差异，最终如何进攻，由你来做最后决定。”

邓华在收到电报后，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先攻打横城。根据当时的战场态势来看，砥平里和横城的敌军都处在突出部，这为我方攻歼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鉴于当时的兵力状况，志愿军并不具备同时消灭两处敌人的能力，只能选择先集中力量攻击一处，再对另一处采取行动。首先攻击砥平里有其优势：可以直接动摇敌军西线的主要进攻力量，减轻汉江以南的防御压力，同时还能缩短第39军和第40军向战区的进军距离，减轻部队的疲劳。然而，问题在于砥平里的美军战斗力较强，如果在一两个昼夜内无法迅速解决战斗，周围敌军可能从三面增援，给反击部队带来不利局面。

首先攻击横城的好处在于，虽然敌军兵力众多，但主要是韩国部队，战斗力相对较弱，尤其是其两翼暴露，这为邓集团的主力在东线人民军的配合下实施合围提供了有利条件，初战获胜的可能性较高。然而，问题在于横城距离西线战场较远，即便成功后继续向南推进，若遇阻力，也难以动摇美军的整体进攻部署。

总的来说，先攻打砥平里还是横城，各有其利弊。

攻打砥平里虽然风险较大，但收益也更加可观；而攻打横城风险相对较小，但所能获得的利益也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决策的关键在于对风险、代价和收益之间的权衡。志司之所以在首战目标上犹豫不决，正是因为既希望争取最大的利益，又不愿承担过高的风险，因而左右徘徊，一时难以找到理想的平衡点。

韩先楚之所以重视对砥平里展开攻歼，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在这一地区发起进攻能够获取更大的利益。凭借他的指挥风格，他愿意为此承担风险，甚至不惜付出代价。

邓华经过全面权衡后，最终决定首先攻打横城，这是在众多方案中选择了一个相对稳妥的策略。换句话说，在权衡风险与收益的过程中，他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小的那一方。

需要指出的是，志愿军在前几次战役中的成功经验，对此次战役首战目标的选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都是通过反击取胜，战术上选择在韩军薄弱处打开突破口，随后顺势而进，迂回打击美军主力的侧后方，造成其整体部署混乱，迫使美军不得不全线撤退。

这次战役的反击依然选择了首先攻打横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前两次战役的反击模式。作为志愿军统帅，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军事民主的风范，通过广泛听取意见并勇于自我否定，实属难能可贵。

当时，志司与邓指之间没有有线电话的沟通，而无线电话在战役开始前无法使用，只能通过电台联系。然而，涉及战役部署的电文通常较长，一个往返过程往往需要数小时，这必然会延误战机。为确保信息能够及时传递，参谋长解方改变了司令部的工作流程，指示志司和邓指的作战、机要以及通信电台人员同时上岗，每班由两人值守。

大将军一旦开始口述电文，志司内部便立刻展开流水作业：起草一组、翻译一组、发送一组，确保电文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发出。通过这一方式，从发电到收到回电，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解方将这种方式称为“救火车”，后来逐步发展为一种制度，并有了正式名称——“电台全程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