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战后解密的资料显示，美国情报部门当时的判断是这样的：

1951年夏季，朝鲜大范围爆发了霍乱、伤寒和天花等疾病，但到了冬季，疫情有所缓解。然而，中朝方面预计，随着天气转暖，瘟疫有可能再次大规模爆发。为此，在1952年2月，中朝宣布美国发起了细菌战，试图将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归咎于美国。

一个月后，平壤公布了消息，称据不完全统计，美国飞机共计804次在平壤以北地区投放了各种细菌和病毒，扩大到朝鲜北部的7个道44个郡。

1952年2月底、3月初，美军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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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摄影队摄影师 赵化说“一到沈阳的时候，沈阳街头，好多女同志都戴着口罩，拿个东西就捡，敌人飞机扔下来的虫子。”

这份报告来自于，辽宁省宽甸县第一区防疫委员会。记载了1952年3月，美军的一次空袭。“农民亲眼看到的，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扔下一个东西，炸开后，地面上每平方米就出现了四五个毒虫。”

后经国内外专家调查走访，全县有12个区46个村，遭到美军细菌战飞机入侵，投放的毒虫有33种之多。这次暴行，后来被称为“宽甸事件”，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概。

朝鲜和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防疫消毒卫生行动，中央军委连续发布两次指示：“各级领导和机关，必须将防疫工作视为当前部队和居民事务中的首要任务。”

“无论是否有病员出现，都必须迅速果断地开展防疫工作，绝不允许任何犹豫或动摇。”

这一特殊时期，防疫工作，成为反细菌战的中心任务。

国内支援了很多的防疫药品、防疫人员，深入部队进行卫生防疫工作。国内先后向朝鲜前线，派出3批各学科专家，和百名防疫人员。志愿军也加紧进行，防疫和防化培训。

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成立以邓华为主任的防疫委员会，领导全军反细菌战斗争。他们在志愿军中，和驻区附近的朝鲜军民中，广泛展开防疫动员，和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全军上下一齐动员反细菌战，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中国农民士兵们，普遍接受了现代卫生防疫知识教育，连志愿军驻地附近130万朝鲜居民，也都注射了疫苗……

朝鲜老百姓，和朝鲜政府联合起来，漫山遍野，清除、掩埋（被污染的物品）。另外，有一些，水井、粮食、食物，这些都经过正规的方法，来进行处理。另外，每一个人都打了防疫针。

防疫人员拿出来一些药品，专门对症、教会大家，怎么样消毒，怎么样注意。

在前线，志愿军突击建立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或隔离室，收治被美军投放病菌感染的病人。为确保战士们的身体健康，至同年6月底，志愿军部队鼠疫疫苗接种两次，霍乱、五联疫苗接种一次，注射率达到100%。

主要交通线两侧，和防疫区内，共计450余万朝鲜人民，以及战俘营中的“联合国军”战俘，也接种了鼠疫疫苗。

战士们赶制了大量捕打工具，捕灭带菌昆虫，有效的控制住了，前方疫情的发展。

李永哲，时任第40军第118师炮兵营连长，曾亲自参与了这一运动。他说“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着纸袋子，拿着夹子到雪地里，捡苍蝇。”

在全球舆论的强烈谴责中，华盛顿终于打破沉默。

美国坚决否认曾经使用过细菌武器。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紧急电令李奇微，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决否认美军使用过细菌武器，以防中朝方面在板门店谈判中，利用这一点进行讨价还价。

为证明自身清白，美国国会向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发出邀请，欢迎国际红十字会派遣调查组，对美军是否在朝鲜使用过细菌武器展开全面调查。

国际红十字会应邀请求入境调查细菌战情况，并向北朝鲜发出电报。然而，平壤方面以该组织倾向于西方，调查结果无法确保公正为由，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

苏联随即表示，可以由他们主导，邀请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中立国家派遣相关人员前往朝鲜进行调查。

朝鲜随即表示同意。

1952年3月3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从内部抽调成员，组建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来到朝鲜，对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金日成在平壤会见了代表团。

这个协会成立于1946年10月，是一个国际性的法律工作者民间组织。其宗旨在于促进法律工作者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增进彼此的理解与友谊；鼓励法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支持维护和平与国际合作的民主原则；推动各国人民的独立，反对种族歧视，倡导人权保障，并反对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代表团的成员大多来自法律和国际关系领域，只有一人曾接受过系统的生物学培训。

代表团听取了朝鲜医务人员的各类检验报告，并且还检查了朝鲜提供的细菌弹实物样品以及带菌昆虫的标本。

3月31日和4月2日，调查团先后两次公布了《朝鲜战争细菌战调查报告》，确认美国在朝鲜实施了细菌战。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办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办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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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朝鲜还带来了两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他们在听证会上向代表团承认，曾多次执行投掷细菌弹的任务。美国第三师士兵马汉·勃朗在证词中表示：“我可以证明，美军曾用细菌炮弹攻击共军……”

志司指出：“敌人的这一罪行绝非偶然。早在去年1月，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就曾到达汉城，目的是为在朝鲜实施这一反人类的卑劣阴谋做准备。然而，敌人为何选择在此时使用细菌武器？事实已经十分清楚。

敌人曾狂妄地宣称依靠飞机和大炮可以无所不能，企图通过军事力量征服朝鲜北部，并进一步向中国东北发动进攻。

但经过一年多的战斗，他们的计划彻底破产，被迫进行朝鲜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敌人发动了所谓的‘秋季攻势’，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敌人的所有卑劣行径在遭到中朝人民军的沉重打击后，便转而在朝鲜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妄图借此威胁朝鲜人民和中朝军队。”

最后，志司向李奇微发出严正警告：“我要明确告诉敌人，你们企图用所谓‘意义重大的’细菌战，来动摇中朝人民军队的坚强意志，这条路注定行不通；你们的如意算盘，必将在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声讨中遭到失败。”

1952年3月8日，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侵犯中国领空，并在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站起来，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

同日，诺贝尔奖得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也愤怒的发表声明：“从1月28日到2月中旬，美国军用飞机在朝鲜前线及其后方投放了鼠疫、霍乱、伤寒等可怕的传染病细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动—头脑清醒的人从来不会想到的行动——居然发生了。

这是继用原子弹在几秒钟之内消灭广岛和长崎的几十万人民那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使用细菌武器显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种罪恶行为，直接违反世界和平大会华沙会议所通过的表示了全人类愿望的要求禁止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大量毁灭人类的武器的决议。”

约里奥-居里直接向全人类愤怒疾呼：“五亿男女拥护斯德哥尔摩宣言，要求禁止这种武器，这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这种屠杀不会重现，今天，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面临的危险以及有人为了强迫他们俯首帖耳而采取的残暴的恐怖办法。舆论必须起来斥责这种罪行。”

3月14日，依照中央批示，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开始协调全国的防疫工作。1952年三四月间，全国共组织了129个防疫大队，在东北地区国境线、海港、交通要道，设立了66个检疫站，在山海关设立防疫总指挥部，负责过往人员、车辆和物品的检疫、消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