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两本史书的记载中就能看出，哪怕是文景的时候，能不能会吃饱都得看天说话。

但史书的记载有太多水分，还是平准书的记载‘都鄙瘭瘦皆满，而府库余货才，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也。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与外，至腐败不可食’，

大致意思本官就不说了，你们从这种夸张的记载中就能看出史书中的水分和盛世的水分了。

还有汉文帝、景帝两朝的重臣、御史大夫晁错的《论贵粟疏》奏疏中的记载‘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

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上记载‘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从这些史书的记载中就能看出被称之为最强的文景之治在没有天灾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勉强能不饿死人，更何况其他盛世、中兴了。”

群臣沉默了。

尽信书不如无书这个道理他都懂，官方史学家撰写的对各大王朝的史书记载、尤其是当朝的史学家的记载，掺杂了太多的因素在里面。

他们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那都是有真才实学的，自然也知晓史书的记载，只是他们没有细想或者说主动忽略了这个事实。

经过毕自严引据论典的叙说，崇祯立刻就明白了毕自严的想法了。

“外部安宁、内部澄清就能让百姓吃饱肚子吗？

答案是否定的，这和耕地面积、粮食产出、天灾等等有很大关系，史书的记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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