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刘邦奠定大汉王朝，设税制为十取其一，而商业税则为三十取其一。”

农夫负担十分之一的税，商人则需缴纳三十分之一。除此之外，他们还需服劳役，承受额外的强制购买税。整个封建时代，农夫的重担常超六七成，甚至更多。然而，士绅田产却免于征税，许多自耕农不堪重压，宁愿将土地献给士绅，以此逃避税赋。

冉明感叹：“商贾虽非低贱，却饱受鄙夷，根源即在于此。孤曾向王上提议，魏国农田税改为三十取其一，商业税征十取其二。尔等尚有怨言，难道不愿从此摆脱世人的偏见，与士人、农夫同列朝廷吗？征税并非逼人破产，故税制必须合理，既能满足朝廷所需，又不至于过高。然而，征收赋税不易，随之而来的问题有二：一是瞒报，各位并非易于对付之人，那些开设工坊的商人若让你们自行上报年盈，朝廷再征税，恐怕报之不实。”

在这个时代，税收既不规范，农税与商税皆混乱不堪，全由地方官员任意而为。另一方面，豪门大族的地方官员不敢轻易触碰，这些世家在当地根基深厚，触动一个，便会有众多势力反抗，或是施加压力，即便不能彻底击垮，也能使人声名狼藉……

冉明续言：“此税制并非铁板一块，吾可根据诸位实情，灵活处置。然将来何以应对？吾王终有老去之时，那时又该如何？故此萌生设立法规之念。此法规如何制定？当然，不寄托于那些官僚，期待他们，无异于祈求母猪攀登高枝！赋税之规定，需倚仗诸位，尔等理应握有议政之权！”

冉明以此向他们描绘了一幅更为宏大的愿景画卷。

商贾在政坛的地位微不足道，唯有吕不韦这位商贾出身的大秦丞相涉政，其余商贾则始终难以触及政治核心。

冉明力推商人参与政事，原因颇为深远。在这整个奇幻的帝国时代，对外交往多以和约为重，战争面前，宁可割土赔款，也不愿主动抵御。这是国民心中难以言表的痛苦记忆。冉明详尽研读各类文献，发现国人厌战，并非源于儒家所倡的仁德，也非缺失勇气，而是出于利益考量。

何以至此？盖因士人是封建时代的政坛支柱，执政之际，必会竭力维护自身最大利益。须知士人的利益根基在于土地与税收。一旦烽火四起，需要征集粮草、民丁，失去农民，这些士族豪门的损失将是天文数字，且这些损失无需补偿，犹如在士族身上割肉。刺不到自己，谁会痛？战争令士族痛感切肤，他们自然倾向避战，以减少损失。即便个人损失微小，却使国家的整体利益受损严重。

冉明寻得厌战与缺乏尚武精神的症结所在，也就找到了对策。那便是让商人涉足政界，假若商人执掌政权，或在朝堂上有发言权，他们会如后世的贸易王国，为军火销售寻找市场，或为积压商品寻求出路，因而发动一次次战争。

战争的本质，就是经济的较量，比拼的是国力与资源。当这些资源被保守的领主掌控，便是国家的悲哀，他们为了私利，不顾国家的整体福祉，令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