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侮折冲，德抚西土，戒戎于伐，戡翦患遗。雁门张辽张文远，忠孝克彰，策用谋远，西城冲要，镇蕃治藏，典戎教化，声绩备举，战功显著，内外聿宣。今奉天子令，行诏制，拜征虏将军，封西都亭侯，邑一百五，寄爵关内，领汉中陇南军事！此诏！』
张辽举步上前，受紫绶金印。
吕布原本的旧有温侯之称，如今去之，改九原县侯，称安西将军，拜任西域都护，也同样是授紫绶带，金印。
徐晃、魏延在外统兵，不能亲自到场，便只是宣读了诏令，分授镇军将军和征蜀将军，授青绶，金印，分别驻守关中和川蜀。
另有黄成、马延、马越、张济、张绣、姜冏、许定、蒙恕、李典、朱灵、张烈等人，分授中坚将军、虎牙将军，游击将军，骁骑将军，以及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平虏校尉等职位。以上校尉，虽说名为校尉，但是其实都是大约等同于四品杂号将军，所以也不算是差了。
至于像是凌颉，廖化，徐羽，王忠，刘雄等等暂时都没有什么新功勋的，也就略微上调了一点点，从无名校尉都尉，换成了杂号，大约等同于上调了半个级别，凌颉是建忠校尉，然后同时也追封了张晨，龚俊为建义校尉、讨寇校尉。至于廖化，则是护军校尉，也算是斐潜给与这个三国著名长跑将军的一点偏爱。
黄旭为定威校尉，许褚新来，就排在了魏都后面，分别也是加了一个杂号的武威、武卫都尉，作为斐潜的护卫头领，维护斐潜周边安全。
既然称之为拜将，所以庞统之流基本上就暂时作为观礼之人了，即便是徐庶那样半个武将加点模式的，既然领的是文职的官，那么就顶多被称之为『相』，而不能称之为『将』了。
同时，四方镇守不能长期缺少重将，所以封将不能拖，至于文官么……
庞统等人的安排和升迁，并没有在拜将坛之上进行，而是要在腊月初十那一天，在将军府拜授。
赵云等人，在兵卒护卫之下，奔驰长安，绕城受夸不提。这样的一次大规模的封赏，意义深远，除了之前提及关于军功爵位的制度，也是让斐潜当下底盘当中的士族百姓，明白在三色旗帜之下，有如此强盛的武将队列，可保护平安稳定。同时斐潜也借这个机会，搭建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的防御战区，划出了区域防御体系，打破了汉代原有的郡县局限，类似于唐朝的节度使，只不过民生政务依旧是在郡守县令的管理之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汉代律法之中，郡县之兵并不能跨越郡县调动，当年孙坚担任长沙太守的时候，打败了区星之后，又有周朝、郭石等人在零陵、桂阳一带行乱，孙坚就越过郡界，前往征讨，最后平复。虽然说孙坚当时也未必全数都为了公心，但是跨越郡县征讨，纵然有功，也受到了弹劾。
而现在片区防御体系建立之后，郡县的边界概念就会变得模糊了起来，而且更加灵活，斐潜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或是减少军区管辖范围，以对应新的需求，而且也将军权和民政彻底的剥离开，使得地方太守的权限进一步降低，同时也可以通过调整军区的大小，来很便利的制衡将军的职权，或者说干脆轮值，五年调换一次等等，都可以有效的遏制军权派系泛滥……
当然，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制度维护良好，运作合规有效的情况下，而大多数的时候，破坏远比建设来得更容易，就算是再完善的制度，也有被玩坏的时候。
若是斐潜这一代过后，会不会在某些人的破坏和钻营之下，斐潜当下看起来不错的举措，届时反而成为了恶政，也很难说。毕竟人类先天性的自我毁灭的因子还是很多的，使得一部分人即便是看小说也要动不动谩骂一番，发泄戾气，更何况若是真的牵扯到了利益的时候？
热血民众为了赵云等人的荣耀欢呼，看着如林如岳的军旅夸耀行进，便是高呼雀跃，兴奋异常，但是士族子弟之中，并不是所有人愿意吃风沙，饮雨雪，踏生死，战九荒的，或许是因为觉得自己羸弱的身躯并不适合战斗，或许是觉得自己天生下来就是智慧型的人才，拿刀弄枪的太过于低级了，所以这些人更感兴趣的，是赵云等人被册封之后所展示的那些东西……
『啧啧，分陕而治啊……』
一些人开始挤眉弄眼起来，心照不宣的发出各种声音。
而另外一些没读过这个典故的，亦或是还没有想起来的，便略显得尴尬的附和着，然后攒唆着已经领悟的人来解释一二。
『此乃周王典故是也……』
『周武王劳病而逝，周成王年幼懵懂，便由周公旦和召公奭共辅之……』
西周灭商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周文王周武王两代人，虽说最后完成了灭商大业，但是周武王姬发，却没能够长久的享有天命，在刚刚建立西周之后不久，或是因为过度劳累，或疏是因为感染了疾病，很快的就去世了，甚至来不及为身后做出安排。
虽然说当时将周武王之子，周成王推上了王位，但是成王年幼，不能执政，因此在当时的西周形成了一种王权真空状态，西周国体动荡。
当时的周公旦作为周武王姬发的亲弟弟，他决定摄行天子政，以此来辅佐年幼的周成王，维护周王朝的延续，但周公旦的举措却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不仅有远方诸侯的反对，就连周室内部的宗亲也对他的摄行天子之政产生了怀疑，其中最大的阻力便是来自同等地位的召公奭。
后来周公旦说服了召公奭，两个人将周王朝土地一分为二，凿了一根高三米五的石柱栽于分界之处，称作『立柱为界』。据史籍《左传·隐公五年》记载：『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由此两个人分别治理周朝国政，度过了周成王危险期，也才有了后来的『成康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