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有时候会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够沉稳，不知庄重。尤其是在大汉当下，而这种求『稳』求『重』的社会风气，是整体汉代人，尤其是士族子弟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经意的表现出来，并且带有普遍意义的言行作风。

大汉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这么『稳重』，曾经的他也一度意气风发，这种属于社会心理状态和群体意志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表现在文化面貌上，但是根子却在『以经治国』上。

西汉封建大一统重新建立之后，整个社会充满一种积极进取的『锐气』，甚至是有些类似于轻急、狂放的风气，这自然不是很好，但是表现出一定的朝气来。

而汉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大约始于两汉交汇之际。西汉之时扬雄的《法言》有『修身』篇，其中明确地陈述了取『重』去『轻』的原则，『取四重，去四轻』，『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提出所谓『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

因为汉武帝的关系，酷吏这种为政急切的人越发不受待见，再加上因为各种相互矛盾的国家法律地方条规越来越多，甚至号称『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以至于到了西汉末年，『人轻犯法，吏易杀人』，更是让西汉民众苦不堪言……

然后便有了王莽这个更加『急切』的同志。

东汉刘秀执政之后，便是一扫前弊，不仅是在对他自己生活上严谨，『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勤约之风，行于上下』，而且对于臣子也是如此要求，他常告诫功臣『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僳僳，日慎一日』，算是封建王朝之中，少有的几个能和功臣走到最后的皇帝了。

只是可惜……

后来东汉走歪了。

当下，像是祢衡那样的狂士，即便是不死于黄祖刀下，也不见得会受到所有人欢迎。如同祢衡一般的狂士，在清流在野士族之处，当然是要名声有名声，要酒宴有酒宴，可是到了执政者面前的时候，也就是剩下刀板面和馄饨面的选择了……

『持重』，算不算是一件坏事？

也不算。

可万事万物都要有个度，一旦是过量了，即便是日常所需的，最为普通的水，都会成为『毒药』。

东汉当下的问题，并不是不够『持重』，而是太过于『持重』。

而这个问题同样也在荆州襄阳之处，展现得淋漓尽致。

廖化是年轻人。

徐晃也不算是年龄大的。

甚至包括斐潜自己，年龄也不算大。可以说在整个的西京政治集团当中，年龄平均数是相当低的，偏向于年轻化，而曹操这一边，刚好相反……

曹操不小了，夏侯惇，曹仁等等也是如此，更不用说跟在天子刘协身边的那一帮子老人了，整体的年龄平均数，至少和西京差距了一两代人。

年轻人毛躁，做事情不够稳重，有时会丢三落四，做了这一边忘了那一边，因此常常被人诟病，常常被年长之人加以叱责。

可是又有谁不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

斐潜的态度是，放手让一些年轻人去做，当然，拥有后世经验的他来说，判断一个年轻人是否堪用自然比汉代土著要更加方便一些，但是即便是抛开这一些，斐潜对于年轻人持有更加鼓励和更加开明的态度，远远好过于山东政治集团。这一点差别之处，在襄阳之下，就被无情的展现了出来。

从廖化到骠骑之下的军中小吏，基本上年岁都不大。廖化就不说了，这些骠骑的军中小吏，一部分是山西士族子弟，另外还有更多的是从学宫走上来，所以整体年龄都是偏轻，最大的也不过是接近三十。

而与廖化这一边相反的是，不管是曹氏军中，还是襄阳之内，即便是所谓『小吏』，年岁都是不小，甚至还有胡子花白的……

或许在经验方面，年长者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相同的，在另外一个方面，年轻人比年长者拥有更强的体力和耐力。而当年轻人做事有法有度之后，体力上的差距往往就成为了单凭借经验所无法逾越的天堑。

廖化这里吃下了一大帮之前准备好的流民之后，表示还要，还可以要得更多……

而荆襄那边则是挂出了免战牌，几个年龄大的『小吏』，甚至已经累趴下了，再战不能。

这，就是骠骑当着夏侯惇等人之面传授的第二课。

只不过很可惜的是，即便是夏侯惇等人看到了，甚至是想到了，但是依旧不一定会用，甚至会当做看不见想不到……

很简单，因为这里面牵扯的利益太大了。

就像是东汉当下，若是有那个年轻人提出什么疑问来，这些官吏，或者连官吏都还算不上的地方乡老，头一个反应并不是这个问题本身，也不是年轻人提出的意见究竟是对是错，而是会本能一般的反应：『你是什么东西？竟敢来指责老夫？你是何人子弟，师长为谁？』

既得利益者，是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好处，而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到他们老的时候，媳妇熬成婆，往往又会变成他们年轻时候最讨厌的模样。

这就是东汉原本的政治体系。

试想一下，若是斐潜不依不饶，亦或是大举进攻山东，即便是真的可以收复全境，当这些远远比山西体量，远远更加庞大的既得利益者，混进了斐潜原本年轻化的整治群体之中，会发生什么？

什么？

制止这些既得利益者，让他们不混进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