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端闻言后便微笑道：『种君过谦了！先前之遗珠，非种君之才不显，乃未有如骠骑之明主洞察也，今抚尘而出，自然明照。十恶之论，便足见种君才器禀赋……』

众人连声附议，顿时参律院之内似乎一派祥和。

『亲亲相护』之议，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习惯。毕竟关中这些人都相互之间或多或少都有关系，如果说真的有些人找到他们，要求他们提供庇护，若是不接受，就违背了道义，若是接受又恐受到牵连……

韦端自己也唯恐出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特意提出来，不管众人是反对还是同意，反正韦端都无所谓，只要能最终确定下来，便可以依此而行，无碍于自己的声名。

现在种劼提出『十恶』之论，韦端在心情复杂之下，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既避免了自身的尴尬，又显得重视骠骑的利益。

或者说是统治者的利益。

种劼叹息道：『追溯少时，或还存有几分才难施用的狂念，如今所得者，也唯有谨慎自守。方今畿内纷乱，十恶之议，进未足喜，退亦足悲，实不得此赞也。只不过身在此位，不敢自负薄能，还请各位贤才共议才是！』

听闻种劼如此说，韦端不仅有些意外。

韦端一直表示说这是种劼的功劳，自然也有些居心不良。

一则无非是祸水东引，既然是种劼提出来的，那么恶人自然是种劼来做，若是有人因此怨恨不能得到庇护，那么就是种劼的过错。

另外一个方面则是确实如种劼所言，种劼他个人的资望确实不高，所以即便是得到了这个『十恶』之名，也不见得其名望会有多少的提升，更何况难免时流的言语攻讦，是好事是坏事还不确定。

『种君出身名门，品格自具，又能恬淡自守。单单这几桩，已经超过在朝具位庸臣良多，实不必过谦。』韦端笑了笑，然后话锋一转，『如今还有一惑，这「有罪先请」之律，不知种君可有指教？』

『有罪先请』，是出自《宽吏罪诏》，其中表曰：『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缓长、相，有罪先请。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女徒雇山归家。』

既然种劼提出了『十恶』论，若是韦端继续唯唯诺诺，不敢正面棘手问题，那么就会显得韦端在重大问题上没有担当的勇气，那么参律院的未来走向，有可能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所以韦端见种劼已经开了这个头，自然也就豁出去，一举把最为重要的问题抛出来了。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汉代的律法已经基本上从法家转成了儒家。

所谓『亲亲相护』、『有罪先请』，乃至于『春秋决狱』等等，都是儒家的律法。甚至因此影响到了后世，拿着一本经文登堂宣判的，并不是只有后世的色目人才干的事情。

儒家子弟当官，一手拿着经文，一手拿着节仗，经文怎么解释他说了算，如何判决也是他说了算，起初还能维持本心，但是大多数人都难敌贪欲，最终越混越不成样子。

最开始提出以儒家代替法家的律法的，便是董仲舒。

当然在最开始的时候，董仲舒也用儒家经典，解决了一些疑难案件。

比如说某个人的小孩因为见到了其父亲受到他人殴打，便拿了木棍去解救其父，但是在搏斗过程中失手打中了他自己的父亲，把他自己的父亲给打死了……

若是按照原本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

然后这个人又是打死自己的父亲，弑父当死。

然后就闹到了董仲舒之处，董仲舒根据《春秋》，尤其是《春秋左传》之中的事例，表示此人原本不是要杀其父，而是失手，故不当死。

这种案例或许在后世很好理解，但是在汉代当时确有跨时代的意义，以春秋决狱便成了儒家法的开端。就像是大多数法律规则刚开始的都是要向善的，可是有心人会越来越多一样，一开始董仲舒或许本意是在春秋之中寻找律法的公平，但是后来却被一些儒家子弟利用起来成为自己贪欲的保护伞。

种劼沉默了片刻，最终咬着牙说道：『亦按十恶而论！十恶之辈，不得有请！』

韦端瞪圆了眼，沉声说道：『种君……此事甚大……』

如果说之前『亲亲』之律，只是牵扯到了伦理道义，而现在『先请』之法，就是直面了原本的士族特权。

士族名士，可以用自己的名声，财富，甚至是官职来减免罪责，这已经是大汉百年来的惯例了，虽然说『十恶』之罪不得减免也有一定的道理，可是谁能知道在将来会不会变成了『二十恶』，然后『三十恶』……

当下口子一开，谁知道将来什么时候，士族子弟的这些特权就全数没了？

所以『亲亲相护』这种处于伦理道德上的行为被禁止问题不大，但是原本特权被剥夺，问题就大条了……

种劼干脆闭上了眼，『十恶之罪，不可赦宥！』

韦端默然不言。韦端此刻才体会到庞统连消带打的厉害，不由得吞了一口唾沫，心潮难平，也有些难以决断。

韦端迟迟不说话，而种劼闭着眼也不说话。堂内自然忍不住响起了一片嘁嘁喳喳的议论之声。

蓦然之间，忽然厅外有人喊了一声：『下雪了！』

韦端抬头望去，只见厅外不知道何时已有晶莹雪花飘然而落……

韦端收回目光，却和种劼的目光撞在了一起，在那么一个瞬间，韦端读出了种劼目光之中蕴含的意思……

这天，已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