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后来汉桓帝根本就不走清流大臣路线了，就像是后世那几个老鼠屎公知将原本好好的一锅粥全数给毁了一样。

君臣之间失去了信任，还能起什么好的庙堂之用？

刘志最终是依靠宦官发动政变，诛杀梁冀，并翦除其党羽，随后从桓帝开始，就进入了宦官持政的年代。

而宦官持政的最终后果，也不必司马徽多说了，就是当下的战乱……

所以司马徽认为昏庸的朝堂还不如没有，像是斐潜一样的强力且聪慧的地方诸侯，反而比一个昏庸的朝堂要做得更好，长安三辅就是明证。朝堂，或者说天子，当个吉祥物就行了，别瞎指挥。只需要做好制约，就像是各个封国的国相那样，王爷为名，相国为实。

当然，司马徽所设想的制度，同样也是有问题的……

『非也！非也！』郑玄摇着头说道，『此乃谬论也。庙堂之乱，乃择臣不良，若是骠骑在堂，可治必多于关中三辅。若轻庙堂，地方则重，久之必乱，便如七国是也。届时天下皆为藩门巨族，法度迷乱，国之不国，天下必覆！』

『不对，不对！』司马徽也摇着头说道，『老夫所论，乃定后之策也。既定之，当无有战，更无七国之患也。更何况即便是有藩门巨族，宛如莲县蓝田之事，又有何惧之？』

『谬也，谬也……』

『错了，错了……』

两个老人从白天争执到了傍晚，然后两个人才算是停了下来，默默的喝水吃饭，都在思考着对方的言辞，都在想着自己的论点，然后分头睡下，次日清晨洗漱，用过早脯之后，两个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

或许是双方都没有办法直接确定庙堂之争的结果，所以两人又很快的绵延到了其他方面的差异争辩上。

比如律法。

郑玄表示需要严格律法，更详细，更完备，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法律，甚至包括君主。君主更应该带头遵从法律，这样才能保证律法的有效施行。

司马徽则是觉得要先教育，才推行律法，而且要给人更多的改正机会，要在乡野之中建立起道德的标准，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事情，减少对于地方行政的律法压力。

郑玄表示要增加律法的宣传，增加律法的官吏数量，这样才有更广泛的公正。

司马徽则是表示过多的官吏会增加民众的负担，要减少律法的宣传，因为律法是最低的底线，整天宣传底线有什么可光荣的？所以需要的是增加道德方面的引导，这样才能提升民众的水准。

郑玄说法律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的重要方法，一个好的律法可以引导人更加趋于善良而惧怕为恶；但是司马徽却觉得既然人跟人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就应该直接解决矛盾的根源，而去加强律法只是治标不治本，会越发的引导民众去看律法有没有漏洞可钻……

于是两个人就产生剧烈的争吵。

郑玄是有些偏向于愚忠派。

在郑玄的观念当中，臣子必须向君主尽忠，无论君主的好坏。

而司马徽则是相对派。

司马徽的观念其实有些像后世之人，老板给多少薪水，决定了忠诚度是多少。

其实儒家对于君臣的观念，尤其在春秋战国之时，并没有所谓绝对效忠与服从，而是强调君臣各有义务，得相互尊重。『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若不尊重臣，则臣大可不必效忠于君，君主虽然尊贵，却必须接受约束。如果君主的行事违背约束，臣也可以解除君臣关系，违背自己的君王。

而随后的孟子荀子这些人更加极端，尤其是孟子，直接就说出了君王不把你当人看，你就拿他当仇人来看这样的话，荀子也是说出君臣各自有不同的职责，无论是谁，都是非常重要的，都要尽到自己的职责这样论点。

所以春秋战国的儒生，可真不是逆来顺受的，若是君主违背承诺，或是做出了什么恶事，儒生轻者骂，重者拔刀相向的都有。

至于完全服从于君主，那是法家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说董仲舒是个文贼，大体就是因为此事，因为他不仅是偷东西，将法家阴阳家的据为己有，而且还将原本儒生的硬骨头给丢了，剩下一身的贼气。

汉代是血性的儒生最后的荣光，唐代之后基本上文武就分开了，便是剩下一些拿着扇子，在酒楼里抱着歌姬唱歌的所谓『风流才子』，到了怂宋之时，更是出现了一些毫无节操，谁的拳头大，他们就给谁跪下，甚至还拉扯着旁人一起跪的『识大体顺大势』的儒生。

因此大体上来说，郑玄是属于汉代受到董仲舒影响之后的君臣观念，而司马徽还保持着汉初，或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忠诚定义。

就是在郑玄和司马徽争论君臣忠诚相关问题的时候，斐潜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