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说了，高盛给很多客户提供免费服务，而且免费持续的时间很长，在此过程中，高盛创新了许多业务模式、解决方案。同时，一些客户持续十多年都在享受高盛的免费服务，当他们需要超出免费范围的服务之时，自然而然会将业务优先给高盛。

这是人情的积累，也是舒适圈的一种表现，当客户习惯了高盛的服务，有需要的时候，自然第一时间找高盛。

经过二十年的积累，高盛又有了重新站到山巅的底蕴，如今，它只欠东风，只要抓住一次一鸣惊人的机会，高盛还会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高盛。”

冼耀文拿出一支雪茄点上，不疾不徐道：“西德尼·温伯格，犹太人，一名小商贩的十一个孩子其中之一，十三岁从初中辍学，在曼哈顿至布鲁克林的渡轮码头卖过报纸，给卖海鲜的小商贩剥过牡蛎，为女帽商人搬过羽毛。

兜兜转转三年时间过去，到了十六岁那年，温伯格依然是一个小打工仔，这一年，他进入高盛工作，职位是清洁工助理，周薪三美元，职责是给公司合伙人刷帽子和擦鞋，平凡又卑贱的工作。

但温伯格这个卑贱的清洁工却得到了高盛创始人马库斯·戈德曼的外孙保罗·萨克斯的赏识，不仅把他提拔到收发室，且为了提高他的书写水平，将他送到布朗商学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温伯格在美国海军服役过一段时间，退役后成为一名证券交易员，1925年，高盛购买了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席位，两年后，他成为高盛的合伙人，帮助运营包括高盛贸易公司在内的投资信托基金。

1930年成为高级合伙人，并于同年成为高盛的掌门人，是他挽大夏之将倾，让高盛度过了破产危机。

两年之后，温伯格成功押注罗斯福并提供竞选资金，后被委以重任，牵头成立商务顾问及策划委员会，1941年应邀任职战时生产委员会主席助理，为总统物色选拔商业人才，由此结识众多社会精英，为高盛拿到不少资源和机会。

温伯格结识的精英当中包括亨利·福特的孙子亨利·福特二世，并从三年前开始为福特汽车亲自提供免费服务。

世界汽车业已经开始进入黄金发展期，未来一些年是车企抢时间争速度的白热化竞争期，一步快很可能步步快，一步慢的后果或许是破产倒闭，想要比别人快，靠什么？

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营销理念之外，还需要丰厚的资金、广阔的人脉，后面两点，通过企业上市都可以做到。”

冼耀文冲龙学美淡淡一笑，“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讲高盛和温伯格的故事吗？”

“先生想投资高盛，也想让我学习温伯格先生。”龙学美稍作思考，说道。

“你没说错，只是少说了一点，我不仅计划在高盛一飞冲天前投资它，还打算向高盛学习。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根源在于消费不足，消费不足在于贫富差距。

无论哪种经济模式，市场经济也好，指令性经济也罢，其核心理念就是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劫贫济富，而商业竞争本质上争夺的就是劫贫济富的许可证。”

冼耀文摇晃一下酒杯，凑到鼻前闻了闻香槟的味道，随即拿开，并没有品尝，“你跟着我，每天脚步匆匆，忙忙碌碌，没太多时间能停住脚步欣赏沿途的风景，伱的时钟比大多数人走得快，圆周也更长，付出很多，赚的也不少。

很快，你就有能力给自己买一栋漂亮的房子，前面是花园，后面是网球场，有佣人、园丁、司机照顾你的衣食起居，这些都是你付出辛劳所获得的回报，是你应得的。”

冼耀文忽然故作回想起什么，“啊，有一点我一直忘记说，你拿的是税后薪资，所以，你认为的那个数字就是你的可支配收入。”

龙学美淡淡一笑，这一点她早就知道，合同里面有标注。

“赋税，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假如这个世界真的人生而平等，这个东西就不可能出现，既然它出现了，人人平等是伪命题无疑。

我们抛开这个事实不谈，假设这个世界人人平等，那每个人都应该缴纳同样的赋税，我一年缴十万，你也应该缴十万，尽管你一年赚不到十万，那也是你个人的问题，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又或者赋税不应该这么高，比如香港，制定征税标准时，就应该以寮屋区的居民和街头露宿者的最低收入为准，姑且就当作月入三十元，我发扬一下风格，自动放弃人人平等，按这个数字的1000%缴税，其他人不必学我，按照正常的数字缴就好了。

我不做更多的假设，以你的智慧完全可以做到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