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存在一种人，在外面彬彬有礼，讲文明懂礼貌，口碑极好，但一回到家，立马大反转，虐伴侣、揍孩子、邋遢，当大爷什么都不干。

这种人就是注重公道德，却忽略私道德的人。

社会的道德秩序和强人辈出将这种存在心理疾病的怂人逼进好人阵营，但一旦施加在这种怂人身上的枷锁不再稳固，原先只在家里出现的魔鬼便开始游荡人间。

被打疼、枷锁于身的东洋人绝大多数就是注重公道德、忽略私道德的这种人，他们从小被灌输“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出门在外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行为，生怕因为自己不得体而给别人添麻烦。

东洋女人不化妆一般不会出门，她们认为这样做很失礼，对他人不尊重，会给别人添麻烦。

在东洋人的意识里，着装不干净、不体面，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也会给别人添麻烦，让自己难堪，不好意思。

东洋人极其严谨，在细节上会做很多功课，这导致了东洋是一个很有“型”的国家，在各种细枝末节上都有相应规定，有很多规章制度、礼仪礼节要去遵循。

也就有很多所谓的正式场合，入园式、入学式、毕业式、成人式、面试、婚礼、丧礼都是正式场合，甚至连就职时的企业说明会在东洋人眼里，也是很正式的。

过于严谨在一定程度上带给东洋人较顽固的性格，不太懂得变通。

“既然是这样规定，我们就好好去遵循。”

“不好好遵循，违反了规矩，给别人添麻烦，让自己也很难堪，多不好。”

“大家都这么做，我也这么做，肯定不会有什么差错。”

日语里有“無難”一词，充分表明了不少东洋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中庸性格。

东洋人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讲究中庸之道，注重“和”文化，这个“和”既有跟他人和睦相处，尽量不产生矛盾纠纷的意思，也有在各种场合礼仪上尽量保持一致性，不标新立异，不做出头鸟，不做异类的含义。

东洋人交谈时的相槌（附和）以及暧昧（含蓄）都体现了这一点，甚至下班后一起去居酒屋，点的第一杯饮料都是啤酒，从第二杯开始才是点自己喜欢的。

在奥多摩町待了一天一夜，冼耀文回到东京便来到银座的一间喫茶室，点一杯咖啡，点上雪茄，融入烟雾缭绕间。

他手里把玩着一顶帽子，费多拉帽，来喫茶室的路上在虎屋帽子店买的。

费多拉帽在东洋很流行，上班的体面中年人几乎人手一顶，官员也是一样，费多拉帽几乎成了标配。

这个帽子在中国前些年也非常流行，俗称礼帽，从老蒋到杜月笙无一不戴，就是李云龙、楚云飞、许文强、丁力等虚拟人物也是戴的。

只不过礼帽很多时候是费多拉帽和巴拿马帽融合而成的四不像，也可以说是经过改良、执行厄尔瓜多标准、更适合中国绅士的礼帽。

费多拉帽毛毡制作，非常暖和，适合冬天戴，巴拿马帽巴拿马草制作，非常透气，适合夏天戴，中国礼帽夏冬皆温，一顶帽子整年可戴。

费多拉帽也是意大利人的心头好，卡罗·甘比诺曾经送给冼耀文一顶Borsalino牌的费多拉帽，这个牌子几乎成了顶级费多拉帽的代名词，就是哈西迪犹太人头上的大黑帽也多为这个牌子。

冼耀文把玩了一会费多拉帽，还是决定不薅这撮羊毛，费多拉帽当下在东洋虽流行，但坚持不了几年便会沦为小众，现在进入该领域，有点接盘侠的意味。

进口的巴拿马帽和仿巴拿马帽的本土产平顶帽，以及经过女性化改良的平顶帽倒是有不错的前景，就是相比费多拉帽一两万円的价格，三四百至上千不等的巴拿马帽、平顶帽，利润空间实属不大。

生产没什么搞头，倒是今年夏天可以走私一批港产巴拿马帽冒充厄尔瓜多产，捞上一笔快钱。

想到夏天，冼耀文的脑子里又开始了跑火车，从《菊次郎的夏天》想到《Summer》、久石让，又想到了蝉鸣、蛙叫和蚊子，延伸出去，想到了蚊帐、蚊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