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下值回到家中的阮元被夫人江氏告知，有一位从上海来的徐姓商人白天让人递了一封帖子和几包扬州的土产，说是明日晚间在正阳楼二楼包间设席，恳请赏光。

阮元听了心头顿时一震，姓徐、上海、扬州土产都是之前“黄升泰”掌柜跟自己说的暗号，一旦有人投贴子说出这三样，就代表北海镇的人来了。

“老爷这是怎么了？”看着自己丈夫愣愣出神的样子，江氏觉得有些奇怪。

“噢，我想起来了！五月节那会儿仲子兄来信，提及有个姓徐的亲戚要来捐官，让我帮着照抚一二。”阮元装模作样的解释了一下，这种事能瞒着还是先瞒着，免得家人因担心失了方寸，在外人面前露了马脚。

阮元提到的“仲子”名叫凌廷堪，安徽歙县人，也是个在科举上郁郁不得志的家伙。两人相交有十年了，算是挚友。除了阮元，凌廷堪在扬州还有两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一个是汪中，另一个叫江藩。

江氏听了恍然道：“既是这层关系，推了倒也不好，老爷还是去见见吧。”

次日阮元在南书房忙到申末才离开，他先是回家换了身便服，然后才带上贴身长随，坐着骡车奔前门而来。清代京官夏天的下值时间是申正--也就是下午四点，冬天会提前一个小时；至于上班时间么，嘿嘿，早上五点点卯，基本上夜里三点就得出门。

正阳楼在前门外西打磨厂大街，距离前门一箭之地，是一家以经营烤肉为主的酒楼，跟后世的“烤肉季”差不多。虽说距离阮元家所在的琉璃厂没多远，可他并没来过。

据市井流传，二十几年前，乾隆白龙鱼服，曾在这里吃过一次螃蟹，由此名声大振。之后正阳楼又添加了螃蟹宴，生意也愈发的红火。

骡车在酒楼门口停下，阮元下了车，只见面前是一溜三开间的门面，翘角屋檐下吊着五盏硕大的红灯笼，往上仰望，三层楼盖着歇山式顶子，看上去很是富丽堂皇。

门口负责“瞭高儿的”伙计每天见人无数，阮元虽然只穿了件月白的竹布长衫，可那份在翰林院养出的气度却是掩饰不住的，于是便上前躬身亲切的道：“爷您里边请。”

后世某些所谓的“京味儿”饭馆，当客人一到门口，便会有服务员高声吆喝：“来了您哪，里边请。”声音大得吓死人。其实这都是假民俗，正儿八经的饭庄酒楼没这么干的。

等进了里边，只见一楼大厅里宾客满堂，楼内支着六根朱红漆柱，摆十几张八仙桌，靠北是个戏台子。虽说外面太阳还没落山，可因为光线不足，还是点着二十几盏聚耀灯，柱子上也悬着灯，照的通明彻亮。

戏台上此时正有人在唱曲，不过唱的并不是时下风靡的徽腔，而是一种被称为“子弟书”的东西。唱者手持一个八角鼓，上面镶着铜片，一摇起来哗哗作响，在他旁边另坐着一人，拨弄着三弦。那人开口之间，曲调轻松，声音朗朗。

“说好哇你瞒着我背地里把秋香引，想必是你爱她那一双尊足儿捣搭。徐爷面红说胡闹，夫人你竟是来刻薄咱。也看看秋香是个甚么样子，那不像孙大圣的姑姑猪八戒他妈。夫人冷笑说他还嘴硬，常言道情人眼内出西施这话儿可不差。徐老爷摇头说岂有此理，偌大年纪真是没溜儿拉瓜，信口儿开河不怕人耻笑。夫人带笑说你莫虚发.....”

一边听一边走，阮元已经上了二楼，黄升泰的董掌柜已经迎了出来，两人略一寒暄，董掌柜先让堂头带着阮元的长随去了一楼吃喝，然后才引着朝包间走去。

路过隔壁的包间时，董掌柜低声告诉阮元，为防止隔墙有耳，左右相邻的两个包间都包了，坐着的都是自己的人。

进门一撩帘，就见当中的八仙桌上已经布满了菜肴，靠窗处站着一个人，闻声正好回过头来。此人身量不高，生就一副黑黝黝的瘦长脸，眼睛却是炯炯有神，漆黑的小胡子修饰得十分整洁，穿着件灰府绸长袍，套着件黑缎面的坎肩，手里拿着一把湘妃竹扇。

“在下徐大春，久仰伯元先生大名！之前常听汪先生和江先生提起。”京城毕竟是满清腹地，徐大用没有用真名。

阮元一听对方说话，就知道此人不是个读书人，于是笑着拱手道：“叫徐老爷久等，实在得罪了。”

董掌柜笑道：“伯元先生这话从何说起？大家都不是外人，请坐请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