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支书就说：“各队队长都看了8队的做法，现在8队已经完成了，你们对8队的做法还有什么意见，你们回到生产队以后准备怎么办？”

各个生产队队长都纷纷表了态，表明自己回到队里就按照8队的办法做。其中4队的队长就说：“我们队里有个很现实的情况，我提出来请大队帮我们斟酌一下。”他看了看围坐着的参会的人，就说，“我们队里有一个社员家里，喂了两头大母猪，每年下猪仔以后就卖给队里的社员和周边的农户，按照政策，他家里就不能喂养两头猪，而且两头母猪一年要下五窝左右的猪仔，对这家里的母猪你们说怎么办？”

甘支书听了就觉得这确实是个新问题：按照政策是不能喂养这么多的，但是母猪又不像鸡鸭那样，说交公集中喂养就集中喂养。可是如果任其不管的话，又给社员群众留下了不好的影响。如果有人看到他家里的母猪没有收归集体，也学着养起来，那不就破坏了政策吗？

这个时候，还有人提出了更加离谱的事情，因为有喂养母猪的，就有喂养脚猪（公猪）的。这家喂养脚猪的有一大一小两头，平时他的脚猪都是走乡串户、服务上门，所以一直以来生产队就没有办法管理他，也就任其自生自繁脚猪，从来就没有参加集体劳动。起初队里就不给他家里分口粮，他就找队里说话了：我当初进合作社的时候，是把我分的田地和耕牛农具都入了社的，现在你们不给我分粮食，那不就是相当于没收了我家里的土地和农具吗？

他这样一闹，生产队的干部也就有些理屈，就对他说：“你喂养脚猪，给人家母猪驮儿（荆州方言指‘配种’的意思），你收的钱没有交给生产队，你说我们怎么就能无形中给你家里分口粮呢？政策你是知道的，不劳动者不得食。”

他就说：“我就是没有参加集体劳动，可是我的田地和农具归了集体，也应该算是有一半入股的在公社里面吧，你们总得要给我家里人分一半的口粮吧？”

最后队里没有办法，就只能按照他说的给他家里分一半的口粮，现在他家里的娃儿也大了，有两个都参加了集体出工，后来就只有给她家里分全部口粮了。你们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应该怎样处理？

还有的说：队里有个瓦匠带了几个徒弟，天晴下雨都有事做，但是他却只给队里交他一个人外出做工的工钱，我们队里要他按照带徒弟的个数减半交钱。他却说：他的徒弟还没有成人，也不是我们队里的人口，再说人家用工的也不一定就给他徒弟工钱了，当然他就不应该给队里交带徒弟的钱。

你们说像这个瓦匠算不算是小资本？应该怎样政策办事？

这些案例真是一时就把大队难住了，虽然这几个只是少数，但是他却影响大多数社员。

大家听了都你看我我看你，甘支书就向坐在一边的长锁书记说：“朱支书，你们那里有不有像这种情况的？如果是有的话，那该怎样处理呢？”

长锁书记就回答说：“我们那里暂时还没有听说这种事，因为我们朱家铺很早就办了养猪场，大队所有社员家里养猪的都是在朱家铺买的仔猪。再就是我们3队也有瓦工队，但那是由队里集中组织的，找活路、结工钱都是队里专人负责的。”

长锁书记的话就暗示说：你们大队这个情况不是什么特殊的情况，只是你们一直没有把人民公社的集体化办好，如果从开始就把一切事情都办成集体化的形式，那就不存在刚才说的问题了。当然长锁书记不会直接说出来。

关兴听出了长锁书记的话里有话，就建议说：“甘支书，各位队长，你们看能不能像这样处理：就是两个喂养母猪和脚猪的，以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不管了。那以后就应该按照政策把他们喂养母猪和脚猪都收归集体，集体按照价值给他们一次付钱买下来，他们的人就算是集体安排喂养母猪和脚猪的社员，由队里给他们记工分。他们的母猪和脚猪赚的钱，应该就由集体入账。”

那个提出问题的队长说：“如果他们不同意这样处理，那又怎么办呢？”

关兴说：“这就很好办了，如果他们不按照上面的政策办事，就属于私有经营的范围了，从轻的角度说，就是尾巴，如果是从重的角度说，他们就已经是小资本了。”

大家听听明白了关兴说的道理，甘支书便大声说：“看看，看看，还是我们的朱同志有水平吧，不愧是在荆州参加理论培训班的干部，分析、说理就是透彻，你们按照朱同志说的，回去后能不能把这事弄好呢？”几个队长就只好点头说，就按照这样办。

长锁书记在旁边听了关兴的发言，确实感到关兴已经成长为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了不起的干部了，他心里感到，关兴已经再也不属于朱家铺了，也不会再回到前进大队去了。

会议散了，新民大队干部就很热情地陪长锁书记和翠英他们吃饭，吃完饭，大队长就把会计叫过来，给巧玲她们的拖拉机付了油钱，还把早就准备好的白莲藕抬上了车。

翠英临走的时候，甘支书拉着她的手说：“您养了个好娃儿，朱同志在这里帮我们大队解决了几十年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我代表新民大队要感激您啊！”

翠英一下子不知说什么好，最后就只好说：“他是共产党员，就是要听上面的话，做好自己的事哦，这就是他应该做的呐。”

所有的人听着翠英的话，都很感动。巧玲她们急着要回去，甘支书就很舍不得的让他们开走了，等到拖拉机在县城接了两个学生，回到朱家铺就已经是夜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