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为了这个，王辉杀了吴振亚，杀了王余馥。

这是多么精彩、浪漫的传奇故事！还牵扯进了外国的某组织。

王辉的案子，复杂神秘起来了。经过我有关机关进行调查，没有费力气，就推翻了王辉的所有说法。他的故事，纯属子虚乌有，他是在开国际玩笑！

不能说王辉不是聪明的。他懂得，他杀死两人，抢走枪支，案件调查清楚后，作为刑事犯罪，会很快结案，他也就该命赴黄泉，那时，一切就都终结了。而编排出了“来无影去无踪”的外国女人和外国某组织，就使案件赋予了政治色彩和长长的悬念，如果政法机关查不清楚，就不会结案，同时，也不会处决他。他赢得了时间，就等于赢得了生命，到那时，再作新的打算。

真是一个有头脑的人！难怪他的一个同事说：“王辉这小子不是小把式，是干大坏事的料。”

王辉导演了这出戏，也符合他对要办的事考虑得周到、盘算得精细的性格。

王辉想得到枪，已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1987年2、3月间，他曾先后五次盗窃阿城县、三岐河镇等地的武装部，然而只得到300余发“五四”式手枪和步枪子弹，他大失所望。于是，经过仔细测量盗窃来的子弹数据，他绘制了一张草图，花钱在一个工厂雇人干“私活”，车了一支每次只能射击一发子弹的枪管，装成了一支自制手枪。

为了检测这支枪的杀伤力，他骑车跑出哈尔滨市30多里，来到一片树林中，瞄准了一棵直径20多厘米的树，“砰”地一枪，他跑上前去，只见树被拦腰穿了个大洞。他笑了，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一半。

那么，王辉杀人抢枪的目的何在呢？

在后来的审讯中，王辉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没有什么信仰。觉得整天忙忙碌碌为了可怜的生活，一辈子也没有前途，与其饿着活不如饱着死。所以我要杀人抢枪，抢钱，出国定居。”

是的，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

一个认识王辉的人说他“心劲儿很大，自己的一切都想胜过别人。”上小学的时候，他前排的一个男生戴了一顶非常漂亮的小帽，他因为自己没有，一抬头看见前面那帽子就来气，趁人不注意，把那帽子烧了个大洞，人家戴不成了，他才安心。参加工作后，他看别人骑摩托车生气，看见别人有钱他也生气。因为他自己的内心是阴暗的，所以他把社会和人生看得都很黑暗，他不相信辛勤的劳动和不懈的追求能获得幸福，他认为那些富有的人的一切，都不是从好道儿来的。所以他想：你们能弄到的东西，我也能弄到；你们能走的道儿，我也能走，而且比你们走得还精彩，还显赫。

1978年春天，录音机在哈尔滨市一般家庭中，还不多见。可是对这“新式武器”，20岁的王辉就垂涎三尺了，他经过勘察，成功地盗窃了宾县英杰乡广播站的一台录音机，并将这个重70公斤的庞然大物一个人搬回家，对父母说是花200元钱从委托商店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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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获成功，他的胆子更大了，1980年至1986年间，他又盗窃过牙克石林业局驻哈尔滨办事处的一台20英寸日立牌彩色电视机和哈一百仓库中的四件绒衣，两条羽绒裤。在人前，他是一个文雅好学的谦谦君子；在人后，他却是一个偷盗成癖的贪心小人。

1986年5月，一直与王辉保持通信来往的一个日本民间组织“笔友会”邀请他去日本观光，日本的繁荣、先进、富有，使王辉惊叹不已，羡慕不已，七天的观光生活，使他觉得恍如隔世。回国后，国内的人，国内的生活，国内的一切，他都看不惯，他对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充满了仇恨。经过一番痛苦的“涅盘”后，他决心脱离这块土地，到那片“王道乐土”去。

想出国定居，但没有钱。怎样才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一笔钱呢？

只有一条道：抢银行、抢送款车。于是，他想到了枪。

1987年12月22日，他跟踪杀害了吴振亚后，回到家里，发现抢来的枪是“六四”式，弹夹里仅有七发子弹，而自己偷来的子弹又都是“五四”式手枪的。这期间，他曾预谋过抢劫送款车，考虑到他在一百工作过多年，认识他的人多，到那里抢劫对自己不利，于是就想到了哈尔滨市的另一家大百货商店——哈尔滨市秋林商店，他也确曾到秋林观察过，但发现那里的送款车人多势众，保护严密，凭自己手中的“六四”式手枪和那几发子弹，根本不能下手。他决定再搞一支“五四”式手枪。

因此，王辉又选准了第二个杀害对象——王余馥。

据他自己说，在杀害王余馥之前，他曾经看准过两个人，但都没有下手。一个是他跟踪过的一名中年警察，用自行车推着他的老母亲去看病，他觉得这个警察有老母亲，又很孝道，便没有下手；另一个是一名年轻警察，是到托儿所去送孩子，他见那泡着的孩子还小，也没忍心下手，只是见到了王余馥，他才觉得是个合适的人选：不仅50多岁了，不会再有什么负担，而且屁股后面挂着的手枪他也看得清清楚楚，确实是“五四”式。

不久，王辉被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