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在“五国还辽”之后，继续把触角伸向朝鲜半岛，这让英国长期以来试图在中国建立所谓“自由贸易”帝国的野心正在受到其他列强的严重挑战。

事实上，新一轮的争夺利益的斗争已经开始，在这之中最重要（或者说唯一重要）的只是他国的态度，与清廷态度又有什么关系呢？

基于这一重要原因，各国公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批“中国通”被调离京城。白景杉最熟悉的是德国公使马克斯·巴兰德、法国公使施阿兰和美国公使田贝。

接任马克斯·巴兰德的绅珂和海靖都是非洲事务专家，就是现在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也只是在上任十年前担任过驻华使馆代办；接任施阿兰的毕盛同样是从非洲调过来的；美国则用国务卿海约翰的朋友、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的康格取代驻华13年的田贝。

意大利急调驻开罗的、在非洲主力外交官马蒂诺，结果此人在“三门湾事件”中犯下大错，不仅成为公使团的笑柄，也让意大利在清廷面前丢尽了脸面。他被撤职回国后，接任他的是他当年在开罗的助手萨尔瓦葛。

无独有偶，英国也派来了非洲事务专家，原驻开罗的总领事窦纳乐少校也被破格提拔，派往中国。

窦纳乐认为视中国为文明国家的看法大错特错，“中国通”赫德就曾私下和人评价他：

窦纳乐的任命很值得关注，我辈之人多年来视中国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将被窦纳乐击败，因为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对付尼格罗人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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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批从非洲调过来的各国公使，都存在着两个共同点：一是热衷于护教；二是信奉炮舰主义。

……

各国利用传教士和基督教信徒，作为先遣人员，挑衅清政府和民众，激怒对方，造成矛盾四起。然后它便乘虚而入，威逼利诱，政治上屡有斩获。

英法两国在华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但是英国是以通商为手段，法国却以保护宗教为名，大肆敛财，最终攫取的利益也远甚于英国。

在法国政府的精心‘照料’和庇护下，天主教在华俨然成了‘国中之国’，无视当地法律习俗，肆意凌辱百姓，罪恶滔天。

每每遇到信众与人产生争端，教士便会横加干涉，插手司法。倘若他有力所不逮之时，威慑不了当地官员，逼其屈就，他便向法国领事申诉，寻求‘保护’。而法国政府往往徇私枉法，使得这些人屡屡得逞，肆意妄为。

法国政府横加干涉中国内政，势必会酿成恶果。天主教教士目无国法，为所欲为；本国信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恫吓官府，施暴平民，无所不用其极。

随着帝国主义加强入侵，就会引起人民的反抗，引起教案，而教案又成为列强进行扩张和发动战争的借口。

各地百姓是分不清这些洋人是哪个国家的传教士，所以事情就逐渐演变成由单独针对本地洋人，到针对所有的洋人。而义和团的爆发，正是这一问题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以窦纳乐为首的这些各国公使，不断的要求清政府剿灭义和团，保证传教士及教民的安全。而总理衙门乃至于慈禧太后都觉得，我们已经尊重了你们的意见，并且已经处理了闹事的乱民，而且还对受害的传教士和教堂进行了赔偿。

双方可以说是鸡同鸭讲一样，总理衙门以及慈禧太后对各国公使的要求越来越不耐烦，而窦纳乐等人对于清政府采取的举措也非常不满意。

光绪二十五年相继发生的三门湾事件和广州湾事件，不说彻底的把总理衙门和慈禧太后惹怒了，可离让清帝国高层们出离愤怒也为时不远。

而窦纳乐更是联合其他几国公使纷纷游说各自国内，在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在渤海集合多艘军舰举行恫吓性质的军事演习。

这一示威的举动，让本就对洋人烦不胜烦的慈禧太后及帝国高层更加恼怒。

慈禧太后已经下谕旨为义和团的合法性正名，潘多拉魔盒已经被慈禧亲自打开，那么再想把里面罪恶再重新收起来，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